雍正帝首先对允集团的外围进行打击，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苏努、勒什亨父子袒护允、允等人，以久怀扰乱国家之心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右卫居住。随后，雍正帝又斥责允党人七十、马尔齐哈、阿尔松阿，说他们都是允的朋党，又说：“允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因扰乱国家耳。”当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一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消除了允集团的外围后，雍正帝逐步转向允集团的内部人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这就将他们进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谴责：“要结人心”、“欲收众人之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随后，雍正帝又发出上谕宣布：“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经难逃雍正帝的惩罚，自然也就不敢再归附于允了。可见，雍正帝对朋党的打击确实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所以对允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只是不断谴责他们，为他们罗织罪状，以便为最后处理他们寻找最佳时机———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正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谴责允党人，说贝子允外表忠厚善良而内心却狡猾奸诈，纵使其下人骚扰民间；说允在祈祷疏文中，把“雍正新君”写入，犯大不敬之条；还责备允党人鄂伦诺，说他与阿尔松阿二人是允党人的首领，罪大恶极，朕即位后，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都统，他也毫无感激之心；朕让阿尔松阿转交他御纸，他当众扔在地上，犯大不敬之条。这三件事公布于天下后，为下一步打击允做好了铺垫。
雍正三年末至四年初，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年羹尧被处死；国家财政状况从严重的危机窘境中摆脱出来；西北边疆无大战事，这三大心腹之患的缓解，标志着雍正帝的皇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多年来允一伙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雍正帝已不能再容忍下去，于是，一场严厉的打击便不可避免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雍正帝发出长篇谕旨，揭露允、允等人的往事、近事，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并将有关允的康熙帝谕旨包括康熙帝曾说过“朕与允父子之恩绝矣”的谕旨尽行发出。同时，于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将允的黄带子褫去，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二月，允被降为民王，交所属旗稽查，随后被囚禁在宗人府，不久又被圈禁高墙，只有两名太监随侍在身边。三月，允自请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
雍正帝在惩罚允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他的党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黄带子时，也撤去了允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将允由青海押解回京，并令自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条。 六月，允被押往直隶监禁。据史料记载，允被监禁在筑以高墙的三间小屋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饮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允适应不了这种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时，允结束了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对于政敌允一伙，雍正帝最初使用各个击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党羽，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皇族内乱。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时，雍正帝见自己的根基已经基本稳固，才变换了策略，由守势转为攻势，将允集团一网打尽。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结合策略，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谋略。
朋党二字，万世之祸
雍正帝自身是靠朋党起家，也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康熙晚年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九王夺嫡政治斗争，他对朋党的力量和弊害因而知之甚稔，所以才下定决心打击朋党。在当时，除允、允一伙外，朋党声势最大的就是年羹尧，这一党虽不与雍正帝为敌，但他们的存在确实妨碍了雍正帝种种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执政的公平。所以，雍正帝即位不久就搬掉了年羹尧，年羹尧倒台后，朋党自溃。雍正四年，雍正帝彻底根除了允、允、年羹尧等朋党集团，反对朋党的斗争宣告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这标志着雍正朝新一轮清除朋党的开始，即反对科甲朋党的斗争。
所谓科甲朋党，是指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拉帮结派，互相袒护，俨然成党。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投拜门生，即和前辈拉关系以及和同一年考上进士的人拉关系。
在康熙晚年，由于康熙帝推行宽仁政策，再加上康熙帝喜欢结交文人，对读书人采取了尊重、优待的政策，时间一久，致使读书人结交成风，特别是科举官员之间，徇私瞻顾现象日益严重，这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雍正帝在目睹这种世风滋长的情况后，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大胆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一些士大夫历观古今，也以党庇为非，如诗人王士稹 （1634～1711年）常说：“朋党二字，为万世之祸。”
科举制下的师生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师生关系。应试考生被哪个主考官录取，即为哪个主考官的门生。如此一来，乡试就有乡试的老师和门生，会试也有会试的老师和门生。主考阅卷时，因考卷都采用封帖，阅卷时看不到人名，所以主考官并不知每卷考生都有谁。成绩公布后，所选中的考生都注明何处取中，如礼部试及第，便以主考官房号注明如“礼部一房”、“礼部二房”，这时老师和门生才得以相认。考试之后，被取中的考生需要到阅卷的主考官那儿拜门生，认老师，怀有感恩之意，历代积习成风，由此演化出很多歪风邪气，至明清尤甚。但凡主考官，无不希望将来能得门生帮扶；而几乎所有门生，也都希望能通过老师在科场中买通关节，以科举得中。雍正帝在即位前，就对科举制下的结党之风感到不满，下决心要清除这种陋习。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说：“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在这里，莽鹄立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指古时候假借名义向别人索取钱财），这就和雍正帝的整顿吏治联系起来了。
雍正帝本来就很痛恨科甲朋党，现在莽鹄立又说出了充分的理由，心里自然很高兴，为此朱批道：“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他立即下令，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与打秋风。自此，雍正帝拉开了整顿科甲朋党的序幕。
雍正帝惩治科甲朋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又如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之后，雍正帝随即就指出谢济世参劾的目的是：“不过欲使天下督抚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由此可见，雍正帝之所以惩治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务实政，不办实事，只知因循守旧，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从以上的几个原因可以看出，在打击科甲朋党一事上，雍正帝的基本出发点是正确的，从抓纲治国的意义上说，尚不失为一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他的本意是为了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他的这个举措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第四章 整顿吏治，整饬财政
整顿吏治，整饬财政
康熙帝晚年受“无为”思想的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即位后，为惩治贪墨成风的吏治，整肃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冒饷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私利的行为，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举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推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多项针对大利益官僚集团的工作。由于他态度坚决，措施得力，使得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办事雷厉风行的新型政府。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雍正帝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不愧为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
清查亏空，设会考府
康熙帝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地方绅衿鱼肉百姓，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时为雍亲王的胤禛对此情形已了若指掌。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有的多至数十万。他将其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