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
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
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
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
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
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
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着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
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
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
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
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
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
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
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
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
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
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
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
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
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
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
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
周低头。
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
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
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c 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
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
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
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
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
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
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
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
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棋胡作乱为，竟将
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棋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陈棋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
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
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人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
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惊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
害人装人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
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
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为
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
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
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
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
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棋等又
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
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
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
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
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
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CC团和政学
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
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
介石的“螟岭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CC团自然必须坚决加
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
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
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
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
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
围，CC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CC团的范围，这样，就
迫使CC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CC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
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
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
坐视CC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没有让这个
“螟岭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
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
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CC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年我
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
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
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