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皮带、领扣等尖锐物品，然后就让我躺到治疗台上。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我背后两个肩胛骨之间放上了一个很硬的灌了沙子的枕垫。然后还把一个缠着厚厚的纱布的压舌板让我象狗叼骨头一样地咬住。然后把旁边一个和电话机差不多大的机器上的两个和修理收音机用的电烙铁一样的电极在一小缸生理盐水里浸泡了一下。几个身体很强壮的小伙子按住我的四肢和下巴，这时我真的有些惶恐和害怕了。徐大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没关系，别怕害，很安全的。不用紧张，越紧张就越不好了。放松，一会儿你就会睡得特别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后他就调好了电流，在我两边的太阳｜穴上猛地一击。我感觉到一种类似灼烧或者刺痛的感觉，还来不及分辨的情况下，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人在我床前看着我。我四处看看，才知道是在医院，而且是一间只有一张床位的观察病房。其他的，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感觉到刚才真的是从一个死寂的梦境中醒来，那里什么都没有，连黑暗都没有，完全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一段空白。我认不得床前的人，不记得任何事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只感觉到头痛发晕，口干舌燥，很想呕吐。我想坐起来，却发现我好象刚刚跑完一个很长的越野赛一样，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所有的肌肉和骨骼都酸痛难忍。我尝试了两次，都没坐起来，后来是别人扶我坐起来了。当然，我还享用了一顿很丰盛的营养美餐。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好像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新生儿，坦然而新奇地面对这个世界。晚上，我睡得很安稳、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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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徐大夫通知我中午接受治疗，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在病房里待一个上午了。我一个人站在病房窗户的边上，看着病区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杂货摊子。有一个穿着非常土气的中年男子，在守着那个摊子。天气好冷，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簸箕，迎着风簸着很多种分装在不同位置上的口味迥异的瓜子。他的神态特别认真，一点点簸，一点点择，一点点装。似乎每做一次重复性的工作，他就会特别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簸干净的瓜子，犹如画家注视着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最得意的油画作品一样。中午有两个人来看望我，我看这其中的那个女孩子很面熟，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我才想起来，她是马红芳，但是我却仍然没有表现什么。更着他一起来的那个既高大又英俊的男孩子，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马红芳的男朋友。也许是张新面孔？我没理会太多，却慢慢回忆起霆的死和我的入院。
中午我又作了那种治疗。傍晚醒来的时候，却看见中午来看我的那两个人在我的床前，医生护士却不见踪迹了。马红芳哭泣着，那个大男孩也在哭泣。我惊奇地看着他们的哀伤，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仍然只是想要呕吐。等我俯身在痰盂里吐尽了几乎最后一口绿色的胃液和胆汁之后，几乎快要虚脱了。徐大夫来了，在马红芳和那个大男孩的一在恳求下，徐大夫却无动于衷，还是倔强地将他们赶出了病房。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发呆，盯着雪白一片的天花板，保持着自己头脑里的一片空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发呆，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用去想，仅仅是发呆而已。每天在做治疗之前，我就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来，但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和场面。但是我的情绪却明显的好转了许多，因为没有记忆，所以就没有了痛苦和忧伤。我开始说话，并且还合同病房的病友嘻嘻哈哈开玩笑。虽然如此，但是我仍然经常会对床头柜里的那两本影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看着里面我和另外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在很多地方的留影，实在是有些似曾相识、却又无从记起的感觉。就这样过了三四天的光景，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也是一个下午，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看到马红芳和每天都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大男孩。我已经可以记住他们了，但是却对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很全面的回忆。看见我醒来，那个大男孩好像很高兴似的，她让马红芳给我一些可以记起他的提示。马红芳着才对我说这个大男孩叫王炜健，曾经是一名依仗兵，贵州人。退伍后自己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现在在一家模特公司供职。据马红芳说他曾经和马红芳的男朋友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自称是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那种人。马红芳就谈起我是她的老板，也是这种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人，而且有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于是王炜健就很感兴趣，几次要求马红芳带他跟我和霆见个面，所以在后来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在马红芳的介绍下，在酒吧里见过我和霆。并且非常崇敬和赞叹我和霆的爱情。他是在听马红芳说起我们现在的遭遇之后特地来看望我的，希望我能振作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在马红芳的提示下，我的记忆开始恢复，我再一次开始痛苦和悲伤。但是我理解马红芳。在她看来，我的精神失常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思维和记忆，所以医生的治疗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善。我听马红芳说，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治疗室外面看见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他们说简直是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虐待。他们说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之后把他们就吓呆了，然后我浑身变得僵硬，疯狂地抽搐，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当时的状况太惨了，他们差点跟医生打起架来。然后他们就要求在观察室跟我单独见面，尝试让我恢复记忆，并且要求停止对我继续进行治疗。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但是我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种别人看来恐怖万分的电休克疗法对于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痛苦，但是却非常有效地让我可以暂时地失去全部记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让我不再忍受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傻乎乎地生活在婴儿一般的纯真年代里。我甚至开始不愿放弃这种治疗方法带给我的安详和快乐。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很认真地想要说服我，只要我同意，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不再接受治疗。那个大男孩甚至认为不管我是不是同意，都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住下去只能被那些可怕的医生控制思想，变成没有思维的傻子和奴隶。我知道我必须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复，不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我肯定地告诉他们：“我喜欢这里，这里没什么不好……”他们显然是失望了，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互拥抱着慢慢离开。我在窗户上目送他们两个人远去，心里却因为恢复了对霆的记忆而一阵阵伤感涌上心头。
天气越来越冷了，北方的天气总是这样，乍冷乍热的，好像季节的变换，总是在人们不经意地打个盹儿之间就完成了。周勇也来看过我一次，但是并没有按照他们拟定的计划那样，轮流来照看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马红芳来。有的时候，她会带她的男朋友来，有的时候会和王炜健一起来。不管什么人来，我都装作没有记忆或者清晰的意识。虽然表面上如此，但我的心里却慢慢开始回忆起所有的事情了。治疗仍然在进行，除了电休克疗法，医生还经常会和我谈话。也许医生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经历，在谈话中，他总是安慰我，让我消除负罪感。他总是鼓励我把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说出来，并且告诉我同性恋的人很多，不能算是一种病态，不要害怕和感到羞耻。他说，倾诉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会替我严守我个人的所有秘密。他说，倾诉也是一种放弃，一种发泄。人可以通过倾诉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和包袱，让自己重新充满活力，变得开朗和自信。他总是很耐心，用诚恳的眼光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但是我也许让他感到遗憾了，我下定决心什么都不说。他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心，甚至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身上，甚至从西方的经典名著到时下的流行音乐，从金钱到人生的价值观、贞操观，什么稀奇古怪的话题都谈。我虽然心里非常感谢他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却仍然感觉到孤独。我明白，这种理解和宽容实在是太有限了，也许仅限于此时此刻？也许仅仅属于成功和辉煌的我？仅仅属于把爱情幸福和稳定维持下来的我？而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人们甚至会因为我曾经接受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把所有的同性恋都看成是精神病患者。在这些人眼里，人的生命不再平等和值得尊重。也许真的是那种所谓的“去个性化的责任分散”在起作用，让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而狂躁。同性恋、艾滋病、吸毒、妓女和MB全部混为一谈，并且无一例外的成了被鄙视和镇压的对象。似乎不将他们全部赶尽杀绝，人们就无法平静下来。在挫骨扬灰之后还要加上永世不得翻身的恶毒诅咒才后快。人性在此变得淡漠，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乐于践踏生命和精神的法西斯情结。纵使医生再怎么说，外面世界残酷的一切还是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谁也替代不了我。所以我保持缄默，我决心将缄默进行到底。
可惜的是电休克疗法已经让我无法失去记忆，我必须在短暂的睡眠之后继续面对心灵的煎熬。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刚刚加入小春他们才九个月的大男孩儿，据说他也和小春一样，仍然在校。那个大男孩叫杜力民，只有十九岁，虽然不是那种面孔漂亮，却特别有质感、有味道。他的装束从来不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