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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上班，两点十分到，正好。留点时间让人家醒醒脑子，赶赶睡意，擦把脸，泡杯茶。等你进去了，其实也正好说话，免得人家心不在焉，忙这忙那，到了还是要耽误半天。
然而等李高成走进杨诚的办公室时，才发现杨诚好像根本就没有睡午觉。
杨诚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等到李高成走近了，才发现摆在杨诚面前的正是那两份厚厚的请愿书和上访材料。
杨诚看的原来是这个！
李高成的心里不禁动了一动。
杨诚伸了个手势，让李高成坐在沙发上，然后泡了两杯茶，也一块儿坐了过来。
两个人挨得很近很近。
杨诚比李高成年轻将近十岁，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属于既有学历，又有阅历；既有思想文化，又没有受到太多迫害冲击的那一拨幸运者。由于文革的断层，当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时，他们正好是中流砥柱。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当领导干部时，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里被找了出来，全都被选拔到最需要和最重要的岗位上，以至于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他们当初想也没想过的位置上。那时候的提拔，比起现在来，真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那时候的提拔干部，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被提拔者也似乎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往上跑。国家急需，又是青黄不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连被提拔者个人也毫不知晓。以至于等到找他谈话时，常常会吃惊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再等到一个通知下来，就已经是位置显赫的领导干部了。干中学，学中干，哪有什么考验期、试用期，也一样不问有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使不是党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人了就是了，有什么关系？而如今我们国家的一大批分布在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提拔起来的，杨诚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在李高成的心底里，对这批干部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大都是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情况下被提拔起来，所以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位置来得比较容易，对丢官保官也就看得不会那么重。有真才实学，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阅历，虽然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但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当然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国家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又是什么。自己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懂得怎样才是对知识的尊重。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是改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杨诚尽管调来时间不长，但李高成凭自己的直觉，对这个还算年轻的市委书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让他感到放心和可靠的是，杨诚这个已经是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也像他一样，身后并没有什么太太太深的背景。只这么一条，就让他感到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感情上也亲近了许多。人们都说如今的体制，让省长和书记、市长和书记、县长和书记以及乡长和书记成了天生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党政部门和政府部门很少有不闹矛盾的。书记管干部，市长抓经济；一个管人，一个理财。想想并没什么可冲突的地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接触，可就处处是矛盾，时时有抵触。比如市长抓经济，抓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一批懂经济、会管理、有市场意识的企业领导人才。但如何起用这些企业人才的决定权却不在市长手里，而是在书记手里。这一根本的矛盾，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矛盾的长久性、尖锐性和广泛性。然而在李高成当市长这么多年来，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一来是他这个人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正像妻子说的那样，只知道谋事，不知道谋人。二来也可能跟他搭班子的这几任书记有关，比如像上一任书记，他当市长时，书记就已经58岁了。年纪大了，知道自己离离退休不远了，一切也就都跟他商量着来，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像现在的杨诚，又只四十六七岁，年龄又几乎比他小了将近十岁，何况在杨诚调来之前，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好多人都看好他李高成，对这一点，杨诚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段以来，两个人始终配合得很好。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尤其感觉得很明显，杨诚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在一些比较大的人事决策上，杨诚都确实做得非常民主，既公开也公正，并没看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再者，李高成觉得他本人在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上，向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没什么难以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了。
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市委书记杨诚的感觉确实不错，至少现在感觉不错。
杨诚是个很直率很果断的人，商量什么事很少跟你客客套套、闪烁其词，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两个人一坐下来，杨诚第一句话便说道：
“听说昨晚工人们闹得很凶，是不是你都看到了？”
“没错，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要再晚去一会儿，说不定真要闹出事了。你没见那阵势，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李高成自然也实话实说。
“听吴新刚说，差不多有一两万人？”
“只多不少，反正公司能出来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冰天雪地的整整一夜，老的小的，好像都不怕冷、都不瞌睡，劲头憋得都很足。看得出来，干群关系实在太紧张了，根本就坐不到一个桌上去。”李高成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的气氛和情绪里，心里一时又感到格外的沉重。
“老李，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杨诚的眼睛离他是这样的贴近。
“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他只能这么说。
“老李呀，我看咱俩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矛盾激化到这样的地步，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说明在中纺公司这样的一个国有大企业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存在和积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想，要想真正解决中纺的问题，首先就应该闹清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样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纺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这很可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听着杨诚的这些话，李高成反倒好半天无以应对。他没想到杨诚竟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平时想着很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