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2）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的看法，要两人一起做出决定，我再也不认为爱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要刻意追求的。如果我和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那么，其中一人通常有妥协的成分。”
玛丽亚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婚姻伴侣，拒绝同居。在事业上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经济稳定。她的儿子二十出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的前夫——还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再婚。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女性，玛丽亚通过朋友的牵线帮忙，约会了很多男人。她利用这些约会来“面试候选者”——利用她在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技巧。玛丽亚已经与其中一个男人约会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很有希望发展这种关系。他与她年龄相仿，离过婚，也是个移民，事业成功，经济稳定。使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他是她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柱。玛丽亚没有用心灵伴侣这个模糊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人，她越来越具体地谈到为什么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玛丽亚在渴望寻找心灵伴侣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给那些既想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条件又不允许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合理的例证。当她在寻找心灵伴侣的时候，玛丽亚不具备找到满意伴侣的条件，她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单身母亲，扶养一个问题少年在她完成培训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过程中，时间上也不允许她过多考虑个人问题。她分别与两个男人经历过不和谐的同居生活，其中一个不接受她的儿子，而另一个却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和她的前夫住在一起，这种处境不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既然她现在条件很好，取代心灵伴侣的就应是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目标。
玛丽亚尽管明确表示想要婚姻，但她也接受有可能继续单身下去。她说：“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要单身。”玛丽亚有一份她喜欢的工作，有家庭，有好朋友，有爱好和一些精神上相通的团队伙伴。目前她正在攒钱买房子，找到一个性伴侣不成问题，但是玛丽亚不能对家人和朋友解释使单身生活合理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她无法做到停止寻找心灵伴侣而肯定单身生活。
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1）
对于像玛丽亚那样想找个伴儿，可自身条件又不允许的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她们只是一个心理寄托，这也同样适用于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的那些人。我们来认识一下兰妮特·琼斯，一位娇小、活泼、肤色较浅的非洲裔美籍女性。1995年兰妮特参与了研究生院的老同学组织的一个小组采访。37岁的她，仅比玛丽亚·喀都扎小一岁，住在离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名从未结婚的职业上相当成功的管理者，又没有孩子，兰妮特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兰妮特生长在洛杉矶中产阶级家庭里，7岁时父母离婚。但与玛丽亚不同，直到今天，兰妮特还一直与她父亲联系密切，她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很近，她们就住在附近。她有一个超级大家庭，全国到处都有她的朋友。兰妮特不喜欢反文化运动；高中时她是拉拉队队长，大学时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的双学位，正要赶赴东海岸的工作岗位。
兰妮特性格外向，有魅力，经常有男朋友，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相处时间超过七个月的异性。那时她不信守心灵伴侣这种理念。“或许我出钱买这个婚姻的神话，”她说，“我想要的伴侣围绕在我身边，能和我聊天，陪我做事，和我同睡。看到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使我想到如果我不结束同伴侣的关系，我就会失去很多良机。”婚姻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她的所有朋友都在这样做——比兰妮特理想中的那种“神话故事”看起来更有强迫性。
兰妮特只约会黑人，她偏爱黑人，她也了解统计数字很不乐观，适合于事业成功的美国非裔女性，而且证明可信赖的黑人男性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她调侃道：“如果我到35岁时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找白人约会，要是到了40岁还没有成家，我就开始找女人约会。”可是似乎这两种都没有可能性。
七年多过去了，现在45岁的兰妮特还是单身。由于担任一个高级的行政职位，她最近搬回到海湾地区，那里离她的家更近了。同玛丽亚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模样变了很多。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这位衣着典雅、充满自信的女性。眼前的她还是那么开朗，友好。
很快兰妮特介绍了这期间她的个人生活。在东部她与很多人约会过。其中她与一个长她几岁的从事相同职业的非裔美国人有过一段很正式的关系。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感性、浪漫、执著。”他从不由于她的过分自信而妥协。兰妮特在东部时，他们相距五百英里，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他们就相距三千英里了。兰妮特不在意实际距离的长短：“你飞过来，飞过去，做你自己的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有人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推迟亲热。”
他想结婚，愿意重新安置生活，也想要孩子。可是兰妮特开始觉得婚姻的束缚了。她担心她会一直比他更成功，比他更能赚钱。她不想承担让他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责任。于是他们分手了。在解释她的决定时，兰妮特援引心灵伴侣的华丽辞藻，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
她“选择不定居”，因为他是“不合适的人”。这件事使她意识到结婚、家庭，对她而言，没有“和她能真正沟通、令她兴奋的人” 重要。她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只想在死前能再次拥有那种感觉，不管那种情感能否使他与我共度50年，我追求的是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我能兴奋不已。”当我问是否拥有这种感觉比持久的关系更重要时，她给予肯定的回答。
兰妮特的反应说明，在崇尚婚姻而贬低单身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个更喜欢单身而不愿安顿下来的女性，寻找理想的爱情有助于她的选择合理化。通过如此崇高的、含糊的爱情标准，以及解释个人的感情优先于对婚姻家庭的愿望，兰妮特能够为她的单身生活辩护以便继续寻找“那个人”。
兰妮特承认她喜欢单身生活，毫不犹豫地称自己单身。她说七年前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我问她是否现在还孤独时，她回答不，还开始谈起她自己的“安乐窝”。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家庭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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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2）
虽然她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愿望，兰妮特坚决拒绝做一个单亲母亲。从小时候起，她就不喜欢黑人单身母亲的名声。现在兰妮特承认要孩子不再是她的头等大事了。她骄傲地指着放在她桌面上朋友的孩子的照片。她没有说与其中哪一个孩子的关系会取代自己的孩子（收养或有血缘关系），但是她说也许很快她就会考虑如何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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