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太原遂被刘军占领。刘武周占领太原后，派大将宋金刚继续向西南进军，攻陷唐不少州郡，一时关中震动。11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过黄河，屯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相持。鉴于宋金刚悬军深入、兵锋甚锐等情况，李世民决定采取养精蓄锐、分兵袭扰、待敌疲粮尽再伺机攻击的方针。宋金刚同唐军在柏壁相持半年，馈运不继，军中缺粮，于620年4月14日向北撤退，唐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宋金刚部伤亡殆尽。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后均被突厥杀死。柏壁之战的胜利，使唐全部收复了被刘武周攻占的河东太原等州郡，控制了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腹地，对屏障长安，巩固关中，并为尔后争夺中原奠定了基础。唐军收复太原击败刘武周后，李密的瓦岗军已经解体。这时剩下的有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占据黄河、淮河间的广大地区；江淮地区为杜优威的起义军所占；萧铣集团则控制了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李渊为夺取中原，采取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一面拉拢窦建德，使之保持中立，一面令李世民率军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620年7月1日，李世民率总管25将约10余万众进击东都，王世充闻讯，不断加强洛阳城廓和外围要点的防守。9月，各路唐军先后攻克洛阳外围要点，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10月初，王世充见唐军围洛阳益急，遣使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许以发兵，一面劝说李世民解围，李世民置之不理。由于久攻不下，唐军改用掘壕筑垒，围困洛阳。621年3月，在王世充的连连告急下，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西援洛阳。李世民决定攻城打援，将兵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继续围洛阳，自率精兵屯驻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窦军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不得西进，几次交战又都失利，士气开始低落。5月2日，窦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20余里，摆出进攻虎牢的阵势。唐军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窦军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疲，皆有归营之意。李世民见机派兵一部前往挑战，自率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建德大营。窦军措手不及，被迫向东撤退。唐军追击30余里，俘获5万余人，窦建德负伤被俘，其余部队大部溃散。唐军虎牢获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窦军被歼，意欲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信心已失，5月9日献城投降。虎牢之战后，唐夺取了中原的主要地区。同年9月，又派兵从巴蜀顺江东下，消灭了萧铣军。623年，镇压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的起义军，占领了全部河北地区。624年，又镇压了杜伏威部将辅公祏的起义军，占领了江南地区。至此，唐统一了全国。2。唐同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1）唐初的军政形势唐朝初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举兵骚扰中原，其中对唐朝威胁最大的是突厥。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文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中原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集团。所谓“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①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唐初也不例外，以“财帛金宝入突厥”，“引以为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3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但他们“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而突厥不时大举南下，掳掠中原。626年8月，颉利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亲率精骑20万大举入侵，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唐将尉迟敬德虽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但突厥主力未受损失，继续进攻唐都长安。颉利陈军于渭水北岸，派使臣对唐廷进行讹诈，唐太宗扣留使节，亲率数骑到渭水之南，指斥颉利背信弃义。继尔唐大军赶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不敢挥师过河，于是在渭桥上同太宗“刑白马设盟”而还。唐太宗对以前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对突厥的威胁，更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因此在即位以后，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弊兴利以增强国力外，在军事上积极备战，打算一举击败突厥。唐承隋制，实行的是府兵制。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府兵兵源。唐太宗即位时，唐军除晋阳起兵时的旧部外，还有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为此，唐太宗实行点丁男为府兵，从而大大扩充了府兵队伍。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军队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唐太宗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军事训练，他认识到“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抵御”，因此，亲自教习卫兵练习骑射，并对优异者给予奖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为了激发军队的积极性，推行军功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跻身军功地主的行列。这一政策收到了显着效果。一些士兵把参加战争作为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能发挥威力的重要原因。唐在统一战争中，多以骑兵奇袭取胜。在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战争①《通典》卷一九七。
中更是如此。因为广阔无边的沙漠，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和作战，必须依靠速度快突击力强的骑兵。由于当时构成唐边患的突厥、吐谷浑等都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要击败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建设骑兵的前提是必须有战马。李渊太原首义时，来不及养马，战马只能靠缴获而来。“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将这些马匹徙于陇右设监牧养。太宗朝曾大规模养马，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与邻国。养马是为了组建骑兵队伍。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即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骑兵队伍迅速扩大为“铁骑万匹”。李世民即位后，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入扰。但他的目标是击溃突厥，统一边疆，自然不会满足已有的骑兵队伍，而是加速骑兵建设，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大体上到629年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当时高昌境内有首童谣：“高昌兵马①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亚洲大陆的劲旅了。经过唐太宗的不懈努力，到贞观年间，唐已具备了由防御转向进攻，对突厥实施反击的雄厚实力和条件。而这时突厥的由盛而衰，又给唐军提供了反击的良好时机。突厥依靠强大的军力，先后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政权，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军政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基础极不稳固，完全是建立在军事威慑和武力恫吓的基础之上。到贞观初年，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等相继反抗，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东突厥内部也出现裂痕，其东部地区的突利为争夺权利，同颉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唐太宗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628年突利背叛颉利，约唐出兵，使唐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此外，由于颉利连年用兵，对内滥施刑罚，部属民众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牲畜冻死，民众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总之，突厥集团由于上层分裂，下层反叛，内有心腹之患，外有腹背之敌，因此势力大为衰落。唐太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对东突厥实施反击。（2）反击东突厥629年11月，唐太宗任命并州都督李积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共率兵10余万，都受李靖节制，分6路出击突厥。630年1月，李靖率3000精骑自马邑（今山西朔县）直趋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驻扎于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的颉利可汗未料到唐军突至，李靖乘其无备，夜袭定襄，大破突厥，颉利匆忙北逃，打算撤至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但途中必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为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自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兵的李积早已率部埋伏在此，颉利逃至此地时，被李积杀得大①《新唐书·五行志》。
败，“由是酋长率部落五万降于积’。颉利退屯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经此惨败，已难以同唐正面抗衡，只得遣使至唐，请求举国内附作为缓兵之计，拟待草青马肥，撤至漠北。唐太宗将计就计，派唐俭为使者前去谈判，使颉利放松戒备；同时诏令李靖率兵进击。此时李靖、李积两军已会师白道，他们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则很难追歼；今颉利懈而不备，如选精骑袭之，可不战而擒。2月初，李靖挑选精骑1万，携带20日干粮，于夜间进发，李积军随后跟进，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然后督师疾进，前锋部队乘雾而行，直到距其牙帐7里，颉利才发觉唐军前来，仓皇逃走。李靖率主力军至，突厥军溃散。唐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俘众10余万，牲畜数十万头。颉利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积堵截，只得调转马头，西逃吐谷浑，途中众叛亲离，部众纷纷投降，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唐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一举征服曾骄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