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他。而他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有空就是看书——事变后看得最多的是《孙子兵法》。
小兴安岭东北侧有3个金矿，黑金河、亮子河两个金矿被日寇占领，就剩格金河还在中国人手里。日寇占领汤原县城后，冯治刚来到格金河金矿当文书、会计，为经理刘纪三出谋划策，组织护矿队，利用有利地势阻击日伪军来犯，有时也与汤原游击队联合作战。
1934年4月，戴鸿宾、冯治刚率领两支队伍，把太平川人称“粱二爷”的伪自卫团30多支枪缴了。不久，伪县公署又给这支伪自卫团配发枪支，又被缴了。两天后，伪军屠旅400多人，将两支队伍包围在于罗锅屯。从上午打到下午，为了掩护救护伤员，屯子里就剩下冯治刚和4名队员了，其中还有伤员。冯治刚一支匣子枪在前开路，其余人帮扶着伤员往外冲。他说俺没倒下就跟着俺，俺倒下了别管俺，冲出一个是一个。
这次战斗伤亡很大，冯治刚的哥哥也在突围时牺牲了。
刘纪三说，咱别自不量力了，这日本子打不了，散伙吧。金矿也不要了，带着家眷回克山县老家了。并告诉冯治刚，你也“踅摸”（寻找）个地场“迷”（躲、藏）起来吧，别再惹乎日本人了。
冯治刚自己拉起支队伍，报号“文武队”，在汤旺河谷、小兴安岭继续抗战。
王钧老人说，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监督就是县长，翁婿俩都是有影响、有血性的人物。冯治刚中等个，浓眉大眼高鼻梁，沉稳、果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戴鸿宾劝他参加游击队，他没看起戴鸿宾。他觉得你一个“半拉子”，一脑袋高粱花子，能带百来号人打日本，我哪点都比你强，就想比个高低。这人心气高，也真有本事，打些好仗，队伍很快从7个人发展到60多人。同时也看明白了，游击队有共产党领导，这是谁也比不了的。
冯治刚胆大心细，指挥作战周到缜密稳准狠。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1937年4月28日攻袭汤原县城。
4月初，县委得到情报，敌人正在策划一次大搜捕，要把全县有抗日嫌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起来。怎么办？冯志刚说以攻为守，打开县城，就能破坏敌人的计划。有人说主力西征了，就剩个留守团百多人，还能打县城？打日本人占了汤原，谁把县城打开了？冯治刚便把自己的设想一一道出，一些人仍是将信将疑。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
两条十字街，将汤原县城分割成几片。西北是伪县公署和警察大队，西南、东南为日伪军，中心十字街一个大碉堡。半夜时分，从打开城门到控制各要害部位，留守团和各区农民自卫队两千多人，都有内线接应、引导。冯治刚率主力奔到伪县公署大院时，墙外早有人架上梯子，“更夫”敲着梆子，不紧不慢地喊着“平安无事”。
第一枪在伪县公署大院打响，枪声和在铁桶里炸响的鞭炮声，就把一座汤原城震撼了。与伪军、伪警察早有沟通、默契，300多人缴械投降，包括伪县参事官在内的40多个鬼子被击毙，伪县长被活捉，同时砸开仓库、监狱。天快亮时，各路人马分头撤出城外，满载而归。
王钧老人感叹：两千多临时凑集起来的各区农民自卫队，能组织、调动到这种火候，也只有冯治刚了。
格金河两岸几十里，小屯十几个，总名叫太平川。
太平川又分东太平川和西太平川。东太平川西头有个伪自卫团，30多人大多是炮手，论战斗力在汤原县是最棒的。团长张传福三十多岁，中上个头，虎背熊腰。张家兄弟几个30多口人，有车马和300多垧土地，还开着油坊、粉坊，可谓家大业大。张传福不仅善于当家理财，还有一手好枪法，方圆几十里的胡子都怕他，说话、办事也像打枪一样有准头。
不过，眼下一颗心可是七上八下的没谱了。
游击队把屠旅打垮了，把东二堡、鸭蛋河自卫团缴械了，把西太平川打开了，下一个不就轮到东太平川了吗？没想到两支撸子起家，能把局面闹得这么大，整个汤原北都成游击队的天下了。如今老百姓张口就是“反日”，他也是中国人，也想打日本子，给子孙后来留个好名声，可游击队、共产党会怎么看他呀？日本人占了汤原后，要各地成立自卫团，说是打胡子，保护地面，大家就推举他当了团长。虽说没跟游击队打过仗，那也是给日本子当差，不就是汉奸、走狗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