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整。《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股市的建设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郎咸平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八十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9节：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1）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它的召开，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次会议上，以共产党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共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部，派遣中委和候补中委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到沪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五省市的党务工作。
毛泽东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复试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正式挂牌办公。执行部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等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因此只好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为了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十九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
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场地内。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如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就发出第七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
胡宗南复试过了毛泽东的关
在国民党军队中，胡宗南有“天子门生第一人”之称，颇受蒋介石器重。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开始成为黄埔系“少壮派集团”的核心人物。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0节：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2）
1936年4月2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团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八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也是国军黄埔学生中，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胡宗南在军界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鲜为人知的是，他当年考黄埔军校时，复试的主考官竟然是被他日后多次围剿的毛泽东。
在上海顺利通过复试后，胡宗南来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却因身高不足落选，后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黄埔一期学生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上海选收进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一文中曾这样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据史料记载，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一百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中除胡宗南以外，国民党方面的名将有：后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黄维等。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学生黄维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