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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人员全面交叉的安排。”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法国垮掉了，那么一切都会垮掉。纳粹对欧洲的支配，以及潜在的对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了。”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在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退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前不久在下院因发表为避免选举失败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言论弄得威信扫地，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
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完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举是能够激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务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丘吉尔传……５ 慕尼黑的悲剧
５ 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实在太不明智。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折点。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爵士。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卫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用那样的外交姿态。”
导致艾登与张伯伦决裂的是与意大利会谈问题。在意大利拒绝撤退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的5个师的所谓志愿军（其实是正规军）的情况下，张伯伦同意了意大利提出的在罗马举行一般性会谈的建议。而艾登表示强烈反对，他终于提出了辞职。张伯伦立即任命了和他观点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
1938年2月20日深夜，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中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