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后，宇垣外相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声明。”对此，蒋介石表示欢迎，并表示如果日本有意重开“和平”谈判大门，双方可以重新谈判。
汪精卫为日方的新姿态而备受鼓舞，于是密令高宗武开始行动。
高宗武经过事先与松本重治协商，在日本军方的严密安排下，于7月5日乘日方“皇后”号客轮神秘地抵达了日本。随后，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与日方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国会议员犬养键、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高宗武说：“日本现在不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了造成日中和平，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是国民政府中的主和派，且蒋汪之间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
板垣征四郎陆相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值得日本政府考虑。
7月12日，日本内阁召开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专门讨论了高宗武的意见。会后作出决定，“起用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设法建立新政府以取代蒋介石政府。”
高宗武得此情况，十分兴奋，立即回国报告汪精卫。由于害怕被蒋介石知道，高宗武未敢回武汉，而改道上海。在上海，他向汪精卫作了报告。汪精卫一看日方要他出马“主持和平”，大喜。同时又觉得单独对日言和，决瞒不过老蒋。于是便将日方的《报告》，原样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后，很恼火，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通知高宗武立即给我回汉口，他的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这时汪精卫感到，劝蒋介石与日方和谈，已毫无希望，只有自己单独干下去。8月下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后，结核病复发，已不能胜任“和平工作”。随即，汪精卫任命梅思平替代。
梅思平，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是国民党“CC系”的重要干部之一。抗战爆发后，梅思平对抗战胜利失去了希望，曾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高宗武的职务由梅思平接替再好不过。
梅思平上任后，为了报答汪的恩典，尤为卖命。从8月到12月，梅思平先后在香港与松本举行了五次会谈，着重就“日本撤军”、“和平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梅思平的业绩，汪精卫大为赞赏，指令梅思平为汪的全权代表，同日方继续会谈。
11月12日，梅思平绕道香港到达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举行了预备会议。梅思平在会上大谈卖国论调。11月15日，今井武夫匆匆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汇报了预备会议的内容。日本大本营经过讨论，决定“大力推进日汪会谈”。
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虹口公司不远处，有一幢孤零零的灰色房子，又名“重光堂”，这里原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关所在地。19日，日汪双方在这里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后，梅思平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
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
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11月27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接到“密约”，立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他们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他们认为“密约”内容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急于要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走。汪精卫是宁当儿皇帝，也不想继续寄蒋介石之篱下。走！与会的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都表示赞同。
12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对日方作了答复：
一、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协议；
二、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0日到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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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卖国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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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方面希望近卫首相于12月12日发表声明；
四、在近卫声明中，日方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
五、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与此同时，日方通知梅思平，日本政府满足这些要求，并决定派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立即动身，前往香港，安排汪精卫离开重庆。
对于日方的快速反应，高宗武十分感激，便力促汪精卫等人尽快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方的行动。
1938年12月18日下午1时，从重庆方向开来的飞机抵达昆明机场。当汪精卫走出机舱时，只见云南省主席龙云率领省府各厅、署、局官员，列队相迎。当晚，汪与龙云进行了交谈，并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龙云当即表示赞同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并保证送汪去河内。
12月19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及副官、随从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可是，当汪精卫等人一走，心有余悸的龙云将汪精卫等人离境的情况，告诉了老蒋。老蒋大为惊讶，急令国民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
12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得到了汪精卫一行到河内的确实消息后，立即上告首相。当晚，近卫首相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近卫声明发表的第三天，蒋介石大为恐慌，立即通知英美两国，说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并且准备抵抗到底。
12月30日，香港的《南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发表后，舆论大哗。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责问政府，要求解释此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发表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蒋介石非常被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在汪精卫刚刚进入河内时，适值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河内（为通过越南运送武器问题与法属越南当局交涉）。王宠惠随即劝阻，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特派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前往，劝其改变主张，同样遭到汪的拒绝。1939年2月，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去河内，并带去汪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劝汪出国旅行，放弃与日寇单独媾和的计划，再一次被汪拒绝。于是，蒋介石给军统局下达了秘密处死汪的指令。
1939年3月21日夜，六个黑影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他们飞步跃入三楼，用利斧劈开了房门冲进了汪的房间，凭着手电光，向着屋内缩成一团的一男一女开枪射击。两人应声倒地，杀手慌忙逃跑。枪声一停，汪宅的人大呼“救命”。经过查询，才知道被击倒的是汪的死党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自己的卧室让予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就这样，曾仲鸣代汪而死，其妻命大，只受了伤。
曾仲鸣虽然是被误杀，但作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和心腹，是罪有应得。他的死，标志着蒋与汪之间的彻底决裂。
河内刺汪案发生后，日本政府急忙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犬养键等人前往河内进行营救。
4月25日夜，汪精卫、陈璧君等十余人在影佐祯昭的帮助下，鬼鬼祟祟地乘上日方“北光丸”号小货轮，离开了越南。5月6日，“北光丸”号静静地驶入了黄浦江。为了安全，汪没有立即上岸。8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离船上岸，乘日军的小轿车，向重光堂驶去。
虽说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仍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其通讯、金融、宣传等机构照常运转，其中不乏国民党的特务混入活动。
这些特殊的情况，限制了汪精卫的政治活动。为了保护汪的生命，日方对重光堂做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屋里安上了防弹窗，四周布有铁丝网，宪兵日夜轮流值班。
汪精卫十分精明，他想，要在日军统治区建立政权，非日本政府支持不可。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诱使汪精卫叛逃只不过是破坏抗战的一种谋略罢了。因而，日方在得到汪的要求后，急忙召开会议，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不得不同意汪精卫的请求。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由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达东京。随后，汪精卫一帮人被秘密安排在东京北郊的一间别墅里。6月6日，日本政府在新任首相平昭骐一郎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后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不过，这一决定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定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政府所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多方参加的傀儡政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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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卖国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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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日方平昭首相接见了汪精卫。在谈话中，平昭首相说：“日本政府同意汪先生‘组织新的中央政府’，不过何时成立，应该适应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