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的名词叫〃子民〃（像子侄一样的臣民）。这套说法虽然现在看来未免离谱，但在当时，却因为颇有人情味和极富欺骗性而为统治阶级所激赏。就连帝国时代的官员，也被一再叮嘱教导要〃爱民如子〃； 尽管在实际上，民众其实不过是像小草一样可以任意践踏的东西（草民），或是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处决的东西（蚁民）。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主张法治。因为对自己〃家里人〃，是用不着什么法不法的。即便要讲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则管用得多。西周时代的〃德〃很简单，无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废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残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帝国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国家遭遇外敌人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事实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尽忠尽孝，最高当局确实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尽管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却继承了宗法制。当然，全盘接受的，还有〃伦理治国〃的原则。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四 文化大战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请出亡灵〃，也不可能不〃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德治〃，即〃伦理治国〃。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二〃，夺取了全国政权。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有德〃而〃有天下〃，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以文教化〃； 〃以德服人〃；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对那些〃冥顽不化〃，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 说苑· 指武篇》 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所谓〃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说，对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史记· 汲郑列传》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 论语· 阳货》 ，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 论语· 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 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 圣祖圣谕》 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