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宝的通电，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极大的共鸣
当库伦宣市“独立”和签订“俄蒙协约”的消息传到全国后，举国上下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有如开锅。人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俄国人在里头捣的鬼。全国各政党、各团体、各族各界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怒斥沙俄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行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沙俄罪行。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该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
上海、香港、烟台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搬运俄国人的货物。
汉口，俄商各砖茶厂中国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各地群众纷纷抵制使用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拒绝向该银行存款。天津，人们手持华俄道胜银行纸票一齐涌向该行天津分行要求兑银。道路拥挤，门户堵塞。北京，华俄道胜银行三天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致使该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在全国人民抗俄呼声的推动下，民国总统也曾电告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伊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蒙古与内地、宗教种族、习尚相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切勿惑于邪说、贴外蒙无穷之祸”，并命令他取消独立。
蒙古地区广大爱国王公喇嘛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也纷纷集会，痛斥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和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径，强烈要求取消“独立”，废除“俄蒙协约”。
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蒙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士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并郑重宣布，不承认库伦政府，伪库伦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
不过，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驻京蒙古王公视清朝覆灭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分化。一部分王公转向投靠袁世凯北洋政府；另一部分王公则另寻出路，在日本的支持下，大搞所谓民族〃独立〃活动。其间，以贡桑诺尔布郡王和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为代表，前往俄国驻京公使馆联系求援，〃探询俄国援助内蒙古加入大蒙古国的可能性〃。当时，〃俄国外交官解释说，俄国同情于内蒙古！独立，但是俄国不可能给予援助，由于地理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俄国的援助只限于外蒙古。
于是，贡王立即转向日本人联系，以获取他们的支持。牵线人是他的满族内兄肃亲王的顾问川岛浪速〃。川岛浪速是日本军方的间谍，通过他与日本外务省的联系，贡桑诺尔布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将的支持。不久，东部蒙旗一部分王公在小库伦秘密举行集会，决意投靠日本势力，实现〃独立〃。
贡王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联系的过程中，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四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在日本支持下，贡桑诺尔布又准备搞〃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终未能成事。此后，袁世凯大总统任命贡桑诺尔布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蒙藏事务局总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吴俊升自打北大营被日本人打了个灰头土脸之后，好久都抬不起头来，这一次，在郑家屯伏击日本人，既报了仇，又戴罪立功。于是吴俊升一部人马高高兴兴地押着四十来个大大小小的木箱子来到铁岭县城。
徐天宝也早早来到了这里，吴俊升一见徐天宝，便啪的敬了一个礼，“报告天帅，卑职幸不辱命，击毙匪徒七十八人，缴获军火四十八箱，如何处置，还请天帅示下。”
徐天宝给了吴俊升一个熊抱，笑回头对众人说道：“吴兴权就是吴兴权，不光舌头大，本事更大嘛，我就说暂编旅的兄弟们是好样的，上次只是一时大意。”（吴俊升字兴权）
众人会意，纷纷大赞吴俊升会用兵，能打仗，把原本就有些大舌头的吴俊升乐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吴俊升站直了身子，大声说道：“我就是天帅手里的一杆枪，天帅指哪儿我打哪儿，没二话。”
“不过~~”徐天华话锋一转，轻轻点了点吴俊升，说道：“你这次只是将功补过而已，算不得功劳的。”
吴俊升这才回过神来，正色道：“既然我们暂编旅的弟兄都是杠杠儿的爷们，将功补过还小了。请天帅给我们立功的机会~”
“好，有志气！”徐天宝笑道：“你截下的军火，是日本人偷运到蒙疆卖给那里的叛匪的。你截了军火只是掰掉了他们的一只蟹脚而已，你敢不敢带兵去蒙疆，来个直捣黄龙？”
吴俊升被徐天宝欲抑先扬地一激，到生出了一腔的豪气，他拍着胸脯说道：“有啥子不敢的？我吴大舌头不是孬种，我手下的兄弟也没孬种，兄弟们，对不对？”
“对！”吴部暂编旅的士兵们齐声高喊
“好！”徐天宝说道：“从现在开始，我撤了你暂编旅的番号，改为独立旅，将来你立了功，就给你扩编成一个师，师长的位子嘛~~”徐天宝拍了拍吴俊升的肩膀，“老吴啊，跟着我走，给不了你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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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蒙疆得到了全国上下人民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对收复蒙疆的动议更加心动，那就是大盛魁的掌柜李顺延。那是因为蒙古地区是大盛魁的重要商业区，外蒙！独立之后，大盛魁面临近六百万两白银的巨额债权亏损。
大盛魁为什么会在蒙古地区拥有这么巨额债权呢？这就要从大盛魁做买卖的手段说起，那就是高利贷，这也是大盛魁主要的盈利手段之一。
放“印票”帐是清朝时期旅蒙商在外蒙古地区独有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当经营这种高利贷生意的商号向借贷者赊销货物或借贷银两时，不是由借贷者本人向这些商号开具借据，而是由借贷者所在“和硕”的王公、札萨克，代表全“和硕”向这些商号开出借据。而做这种生意的商号，一般习惯也就叫做“印票”庄。大盛魁就是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家“印票”庄。
大盛魁放“印票”帐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银两放贷。主要是支应外蒙古的王公向清朝纳贡和各王公晋京值班期间的各项费用。在外蒙古一百四十旗或“沙毕”之中，不负债于大盛魁者，仅有十几、二十几旗，可见大盛魁在外蒙古放“印票”帐的范围之广。
第二种形式是赊销放贷。此种形式是三管齐下：用高的价格售货，又用高的利率计息，再用低的价格收购牲畜，即在赊销的利润上，加上放出借贷的利息（三年达本），再加上用牲畜还帐的利润。可以说，在做一笔交易中，取得了三重利润。
第三种形式是支差放贷。由于外蒙古主要是牧业经济，居民的各种生活日用品，是依靠同旅蒙商的产品交换而取得。由于大盛魁货色齐全，买什么有什么，因而逐渐把原来由各商号轮流供应的惯例，到同治光绪以后就变为大盛魁独家供应。
除以上述三种形式从事“印票”业务外，大盛魁还从事过几项业务。一是包税和代收公款。这些捐税，大盛魁也是在放“印票”帐的时候，一并催收。当时不能收清的部分，也转为“印票”帐，按月行息。
二是委托设立银炉。大盛魁代征和包办的捐税及一切摊派，大部分是缴纳实物和牲畜，但也有少数缴纳银子的。朝廷因而委托大盛魁设立银炉，把碎小的银子和含量不一的银子都化开重新铸为含银量一律的元宝和银锭子，上面铸以“魁记”二字，以资识别，以利周转使用。有资料说，大盛魁仅银炉的“平余”（即多入少出和银两折合中余出的两笔银两）一项，每年就达到一、两万两银子。
到光绪年间内蒙古竟然大多数旗已经全旗都被商人用高利贷控股了，全蒙古人除了一些入股汉人商行的王爷外，都成了欠债人，其中内外蒙每年全部牛羊牲畜所得竟不够抵欠汉人债务的利息。内地旅蒙汉商经常用赊销的方式发放商业高利贷，以进一步榨取陷于穷困的牧民。蒙古地区也随之出现了金融机构，通过银行、钱庄发放高利贷盛行起来。其结果是蒙古牧民承担了急剧积累的高额债款，高利贷的盘剥进一步将蒙古牧民推向遭受压榨的深渊。到20世纪初，外蒙古每户牧民的私人债务已高达500到1000两白银，封建王公贵族、上层喇嘛所欠的所谓〃公共债务〃也高达1100万两之多。只大盛魁一家，每年债务利息的收入，就有羊50万只、马7万匹。根据当时外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庞大的债务，已经成为根本无法解脱的沉重枷锁。像科布多地区全部牧民财产也抵不到欠债的一半，而这些大商号还利用这种债权，大量侵占蒙古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这就更引起商业高利贷者和贫苦牧民矛盾的尖锐化。
大盛魁号称能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子铺就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路，这里面还包含了许多见不得光的内容。
这次，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