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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再度拱手：“所谓钱荒，不过就是货币体系不完整。臣肯请朝廷准许再铸银钱、金钱，此事为万世基业，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三种钱币同现，又陛下开创，当为万世敬仰。”
小皇帝激动的面红耳赤，他目光游离，扫了扫韩忠彦、曾布、蒋之奇、陈，但目光地焦距却不在这几个人身上。
曾布轻轻点头。答：“昔日，范锷、李常曾经谈过，建立三级货币体系，以减少铜钱的流通量，如此，铜钱虽然供应少，却没有了钱荒，只是当时改革前阵，影响太大。朝廷若真有心动手。还需斟酌一番。”
韩忠彦扫了一眼陈，以目示意。凡是曾布赞成的。陈必定反对，曾布赞成暂缓发行新币，陈反对：“陛下，臣听说这个三级货币体系正是由赵大人最初创意，陛下新近登基，今年的新钱尚未发下钱范母钱，新朝新气象，正该铸造新钱，如今赵大人在这里，有什么疑问正好由赵大人来宣讲，请陛下早下处断。”
陈一开口，韩忠彦立刻表态：“今年地年号钱还没有开始铸造，陛下若有心，可先试铸一批银牌银铤、金牌金铤，待明年，看试行情况如何，再确立推行天下之策。”
蒋之奇哈哈一笑：“多大的事，值得斟酌吗，我听说广南这几年也曾发行过银钱金钱，两广商人还将这种习惯带到了杭州、扬州，陛下可依照广州成例，确定金银铜兑换比例，以此推行天下，作为新年新举措，无需再议。”
曾布望了一眼赵兴，苦笑了一下。赵兴开口：“曾相所言，不愧是老臣谋国之策，朝廷确立一项政策，正该集思广益，小心斟酌。不过，曾相此次过于保守了，这次还是韩相、陈大人、蒋枢相说的对，新年新气象，正是新皇陛下的新开创，我两广已经试行三级货币体系多年，有现成的例子在，推行天下应该没有什么弊病。”
赵兴这话一说完，在场的大臣肚里齐骂：“小狐狸！”
赵兴话中把谁都夸了，甚至两个争锋相对的意见，他都夸奖了个遍，这种圆滑的处世态度，让大家一起鄙视。
小皇帝兴奋不已，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还没有同时开铸三级货币体系的先例，这种事由他开创，而且由广东推行地现成例子在那里，好大喜功的小皇帝不免心花怒放，他提起笔来，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几个字，反手递给赵兴：“赵卿，如此，就用这几个字作为年号钱，请户部铸造钱范，由广东铸钱司铸造，发行天下。”
赵兴退后一步，用目光示意曾布，曾布上前接过小皇帝题地字。
小皇帝却没有发现自己举动的失误——赵兴是地方官，朝廷要铸造新钱，应该由政事堂大臣签署诏书后，颁发到户部，然后再传递到广南。小皇帝刚才直接将诏书交给赵兴，是违反了朝廷议事程序。赵兴退后一步，是为了避嫌。
但小皇帝对自己的失误没有觉悟，他背着手走了几圈，依旧沉浸在兴奋中，旋即，他停住了脚步，转身询问赵兴：“（向）太后打算五月还政，但圣人现在已经基本不理事，朕打算在亲政后，推行绍圣变法，追溯先兄的事业，赵卿以为如何？”
小皇帝这话一出，曾布面色狂喜，韩忠彦脸色一沉，陈眉头一皱，蒋之奇眼珠乱转。赵兴脑袋巨痛，他盯着小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第三部 大军阀的狐步舞
第3303章 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陛下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说完，转向曾布：“曾布大人，我的曾相。===想当初王荆公变法时，你在场，你说说，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地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地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地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地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地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地概念却是一个省略地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地儿子王，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的话说，王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地“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的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地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的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