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 第41部分

如果我能开通南洋航线，那么族中最有希望就是种茶与烧瓷。我建议族中今后应该增加这两项产业的比重，具体如何安排，由族中决定，我只取一成利，负责联系销路，其余概不过问。

正如各位猜测，我打算今后定居杭州。不过，我的士籍还在黄州，黄州的房子依旧是我的。三年后，我把杭州别院建好，再看情况而定，如果科举通过，进士及第，那么黄州杭州对我来说没有区别，这两处庄园都要托族人照顾，而我只是漂泊逆旅中各地为官而已。

如果科举不第，或许我会选择定居杭州……”

程不同听完赵兴的话，沉默了片刻，立刻表示赞同：“杭州的别院，交给别人，我程族上下也担心，贤婿去恰好镇得住，至于你黄州的房子，贤婿放心，由我程族在一天，黄州永远是你的家。

我在这里申明一下：贤婿愿意折半取利，那是他好心，族中该取的两成，自有族规确定，每笔钱该怎么用，都有定处，所以，族中继续按律行事。此外，建茶园，扩窑厂的事情，族中还要商议，这些事情回头聚齐各房，再做商议。”

赵兴刚才的说话，一方面即承认了身为程族女婿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坚决表达了自己要自立门户的心思，而程不同给出的答案，承认了赵兴自立门户的合法性。在这个宗法社会里，家族与家族的强势赘婿完美的达成妥协，从此以后，海阔天空，任人飞翔。

接下来几天，程族忙着分配各房的收益，等苏轼回来，出生四川的状元，对茶叶的品鉴水平，远远超过了赵兴，他给出的建议让程家坳迅速确立了选种栽植的方案。而赵兴给出的建议多是管理上的，他很细化的规划了从茶园种植、采茶……一直到包装、外销的全部操作流程。

苏轼的大规划，加上赵兴的细节操作，简直是这时代最完美的组合。

冬至过后，正旦将来，新官随时履新，苏轼这名罪官如果当时不在羁留地，会让新官很难堪。所以，处理完程家坳的事情后，赵兴与苏轼匆匆赶回黄州应差。

这次，苏轼离开黄州是由赵兴作保，在雪堂后登岸，苏轼直接回了家，由赵兴独自去州衙消保。

这时的官衙有点静悄悄，向例，年末官员可以放一月大假，在这时办事，州衙一般都找不见人。

监酒乐京听到消息，迎了出来，拉着赵兴的手闲聊几句，立刻转入正题：“离人，今年酒税略有剩余，你名下分得三百一十二贯，钱虽少，但你也不能不要啊，赶快领去，我好封印过年。”

什么，有退税？宋代就有退税了？而且这不是出口退税，是“地税”的退税。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共和。

一千多年前，希腊人认为国家是公众的国家，君主或者首脑只是受公众的委托来管理这个国家，如果政府有盈利，那么依据契约精神，它就必须把这部分盈利返还给国民——现代把这译为“回馈纳税人”。

大文豪欧阳修曾解释过这种政策，他说：“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进之，然后通流而不滞……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致之术也。”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府盈利了，不应该把钱财上缴国库“积为朽壤”，而应该与百姓、商人分享，这样使商人更踊跃纳税——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致之术也。

明清时代的人也许不理解宋人的共和思想，但赵兴却经常听说，穷困的印尼共和国也有个富裕之地——旅游胜地巴厘岛，当地政府在完成国家税额之后，多余的税款不是上缴国库，而是与岛上的纳税人分享。与此同时，世界最穷国埃塞俄比亚也执行这样的共和政策……

此前，听说深圳也曾给纳税人分享税后红利，据说是独一无二的创举……但赵兴独独没想到，宋代，我们已经共和了。

宋代已经共和了——只此一句话，可以让所有的腹诽者闭嘴！

拿着退回来的几百贯钱，赵兴有点头脑发闷，愣了半天，他才听到乐监酒模模糊糊的声音：“知州……过世……拜祭……”

徐知州死了？前几天，苏东坡还为他做过送别诗，他竟然这么快过世了。

想来，此前还是有征兆的，比如苏东坡给孩子过百晬，他就没有出现。也许，当时他不愿用自己的病况扰乱喜庆气氛。

“我这就通知学士”，赵兴马上狂奔而出。

徐知州一死，不仅牵扯到程家集的归属，还牵扯到苏轼今后的生活。这个变化须尽快应对。

祭堂内，苏轼正在念《徐君猷挽词》——一舸南游遂不归，清江赤壁照人悲。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

雪后独来栽柳处，竹间行复采茶时。山城散尽樽前客，旧恨新愁只自知。”

前几天，他写的《好事近》祝贺徐知州升迁，重九日，他写下《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其中有两句：“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徐知州的名字因苏轼而显，苏轼名词多与这位宽厚长者关联。现在，他如“明日黄花”，走了。

祭堂内正举行隆重祭礼，赵兴独坐在后堂，默默垂哀。

他与徐知州关系不熟，能出现在祭礼上是因为苏东坡的关系，但像他这样一位毫无诗作的普通贡士，列不到主宾位上，所以徐知州的家人把他安排在后堂，等待祭礼的结束。

后堂里，充满惶惶气氛，每个仆人都似乎在窃窃私语，徐知州的几位姬妾都在收拾行李，仆人们一个个被叫走，不一会儿，整个后堂只剩下了赵兴。

一阵叮叮当当的环佩声走进后堂，赵兴抬眼一看是那名叫胜之的小妾，她似乎有话说，心事重重的与赵兴见礼后，劈头就问：“听说，你是黄州大酒商？”

“嗯。”

“听说，你还是东坡先生的门生——一位不会作诗的怪门生？”

“……”

“听说，你才娶了新妇？”

“……”

“我认识潘生，听说，潘生现在在你的手下听命做事——你买下了潘生酒坊？”

……

犹豫了半天，这位舞姬鼓足勇气说：“我跟你走吧。”

赵兴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目光漫无目的的扫过四壁，目光最终停留在靠墙的书架上。

在正常的历史上，这位名叫胜之的小妾最后跟了张厚之。某日，张厚之开宴招待东坡，宴席上，苏东坡又见到了胜之，“不觉掩面号恸”，但胜之却“顾其徒大笑”。此后，苏东坡常向人提起这事，“为蓄婢之戒”。

后人谈起此事时多有指责，认为这位小妾胜之人性凉薄。然而，周作人却表示理解，认为苏东坡的哭和小妾的笑都是真情流露——“七情皆可哭”。

人们在怒极时也可一哭。胜之的大笑，难道不是一肚子的怨气怒气使之愤极而笑吗！

其实，他们都没注意宋代关于妾婢的法律。

宋代法律规定，妾是有服役年限的。法律还规定此服役年限需连续计算，最多三年。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个女人做妾，一年后又转卖了，你转卖的只是“使用权”，她在新主人那儿再干两年，干够三年后，“所有权”又回到她自己手里，她自由了。

到服役期满，如果小妾觉得她在主人那里“薪水高福利好，而且颇有升值潜力”，因此不愿离开，那么她就要面临“转职”，一个办法是升任“夫人”——这么做手续复杂，比较麻烦；退而求其次，则转为婢女。

宋刑统规定，婢女的最高服役时间为十年。转为婢女后，她可以继续服役七年，如果还是升职无望，又不愿走，宋人还有一个钻法律空子的办法，那就是转为“养女”，养女没有服役期限。

至于主人与“养女”生的孩子该怎么算辈分……那就是宋人的一笔糊涂账，与你我无关。

宋代，“妾婢”两个字是连用的，专门做劳役的女孩被称为“女使”，也就是“使女”的意思。

赵兴最近翻宋刑统时发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人妾婢实际上是宋代女人的一种打工方式，宋人的妾婢就是一群“宋代打工妹”，她们靠出租自己挣取嫁妆，所以就有了“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营生”，“虽蓬门贫女，亦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

打工女如果与老板有了感情，则继续干下去。没什么感情——或者寻找新主人，或者带着钱财嫁给一个贪财的男人为“妻”。这就是宋代普通人的市井人生。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要求一个打工妹对老板充满爱，那是强求，所以胜之有权大笑。明清时代的人，按当时的法律评价胜之的“大笑”，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搞清这条法律后，赵兴曾经惊愕了许久，他没想到，被人喻为礼教最严苛的宋代，妇女的行为竟如此令人瞠目结舌。

难道那群指责宋代的人，没有看过宋刑统吗？

现在徐知州死了，按惯例，他的儿子继承了这群妾婢的所有权。同样依照惯例，这群妾婢将被出售，换一个主人重新服役，直到三年服役期满。胜之是来询问赵兴有没有购买她的欲望。见赵兴半天无反应，她小声的补充说：“我还有七个月就满役，所以价格不会太高。”

从本性来说，赵兴也不愿这样一位十四岁的幼女再被另一个老头摧残，但他却不能答应。

一是因为苏东坡。

在与徐知州的交往中，苏东坡这名罪官待徐知州的小妾都很恭敬，为偿付那份情，他曾写了许多艳词分赠徐知州的四名宠妾，如果赵兴把胜之买回家，该让苏东坡如何面对？

二是因为法律。

后人无法想象宋人守法的自觉的，所以才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而宋代关于妾婢的法律，连苏东坡都无法逾越，更何况赵兴这样一个小人物。

那位“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朝云，现在在法律文书上的身份就是婢女，她是在干满10年役期后，在第1个年头上成功转为“夫人”的。但目前她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