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
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六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
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员（邓力群，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
政研室也只有 41 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 年至 1963 年九评苏共的著名
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
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
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纪录，与毛主席过去的着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
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
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 ＇46＇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
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善变的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发雷霆。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
离他的旨意。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
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
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 年
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47＇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
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
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
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
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 1975 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
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
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作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
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
表。 ＇48＇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作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
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 1976 年 12 月 26 日重新发表。＇49＇
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 1975 年 12 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 13 次
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 410＇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
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
的科学研究。1976 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二十条〉；（2）〈科
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着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
则由它和邓力群全部承担。
〈工业二十条〉
邓小平承担起新的职责后，召集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从 6 月 16 日到 8 月 1 日，他们出席了讨
论经济工作长期目标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411＇会议筹办方国家计委制定的讨论议程，回避了在对五年计划的讨论
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的争议，比如详细规定资源来源、分配给各部门和各个项目的资源规模等。在务虚会之前，十年经济
规划、五年计划（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年度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有关这些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取
决于这次务虚会确定的长远目标。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把工业作为讨论的重心。在大跃进之后的恢复过程中，邓小平曾在 1961 年牵头起草了为工业
系统的结构和目标提供整体框架的〈工业七十条〉。这次务虚会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前后各稿的条目数量不同，1975
年的最后一稿共包含 20 条。
由于统计系统和情况汇报在 1975 年仍处于混乱状态，不同领域的与会者首先交流了有关经济形势的信息。务虚
会的前两周举行的是全体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听取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汇报。各部门的与会者从这些汇报中
能够了解到自身部门必须如何设置目标才能跟其他部门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从 7 月 2 日开始，谷牧将务虚会分成八个
工作组，分别研究理论、组织和几个要害部门的工作。月底又恢复了全体会议，将与会者的全部结论汇总为〈工业二十
条〉。
在 1975 年，干部们对「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
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
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
当性的信条。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大多数与
会者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回到大跃进前的 1950 年代和大跃进后的 1960 年代初的恢复时期所采取的那
种稳妥的计划。与会者相信，由于人口庞大、土地短缺和资源限制，中国应当依靠计划体制。人口少的国家也许能够承
受挥霍性消费带来的益处，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场造成的浪费。党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则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控制对利润的
追求和浪费性的消费。此外，即使这种稳健的计划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对，因此与会者要以毛的名义为它正名。参加务
虚会的通知上写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毛主席关于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理论」。务虚会之后产生的十年经济规划也被贴上「毛
主席的现代化计划」的标签。＇412＇
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
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
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资本主义，况且 1975 年时人们对开放市场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尚未形成
共识，所以他只能尽量打擦边球。他推动扩大外国技术的进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干部认为不应向外国举债的观点，但
国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引进中国。＇413＇此外，他赞成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
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但是，对旧体制的这些温和的改变仍让一些保守的干部害怕，他们继续强烈地主张要
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邓小平并没有出席务虚会，但他看了总结报告，在 8 月 18 日〈工业二十条〉第一稿完成后，他对其中讨论的主
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他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帮助提高农
业产量。当时中国的工业尚不具备出口产品的能力。为了按计划增加技术进口、改进中国的生产能力，他准备出售石油、
煤炭和手工艺品。最初应当先引进一些采矿设备，这样可以使中国增加石油和煤炭生产。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
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
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414＇起草者于是进行了修改，把邓小平的意见吸收到文件之中。
9 月 5 日，20 家大型国企的代表被请到会上，让他们对〈工业二十条〉提意见。＇415＇ 10 月 25 日完成了新一轮
修订，这恰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