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 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在 1989 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严
密的控制阻碍了有组织的独立学生运动的发展。1989 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
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
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
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
不过他们也从 1986 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 1989
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
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
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于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于倾听学生的
要求。在 4 月 15 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 1989 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
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
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
生们很难想像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
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
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 1989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
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 4 月 15 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 7
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
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202＇ 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 1987 年 1 月批胡的带头
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
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203＇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
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
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 1987 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 1986 年的学生
示威太软弱。
1989 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
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 年被免职
后，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204＇很多人认为他死于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
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后悔自己在 1986 年
的学生运动中过于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 年 4 月 5 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 1989 年 4 月的
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 年的示威称为「天
安门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 1976
年还是 1989 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
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
那么 1989 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
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
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
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
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
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
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
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
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
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
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
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
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
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
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 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
定工资、过去 30 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
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
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
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
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
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
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
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
女的金钱来源。＇207＇ 1966 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 1989 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
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
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
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
经济单位，而且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