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实，对于孟昶的形象问题，还可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些思考。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以“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为目的，其要旨为“二句金言”，即“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本文就从“七宝溺器”之说是否可信说起。
一、“七宝溺器”可信否
称孟昶为昏君，的确事出有因，其典型例证莫过于“七宝溺器”。可是在北宋特别是其前期，此事仅见于体现宋朝朝廷立场的官方或半官方著述，并不见于反映蜀地民众意志的地方史乘。官方著述从其利益与需要出发，夸大其辞乃至无中生有的事例实在是太常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七宝溺器之说的真实性。对于此事，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查现存各种史籍，七宝溺器一事较早见于石介、欧阳修的著述。石介《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曰：“太祖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朝圣政录》很大程度上是部歌功颂德之作，石介《序》云：“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圣，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5＇难怪此书“上之，仁宗嘉纳焉。”＇6＇宋仁宗如此肯定此书，足见此书的半官方性质。欧阳修主张：“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认为：史书应当记述“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7＇其实，这亦是其《新五代史》的出发点。《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8＇很清楚，《唐书》即《新唐书》系官修正史，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则是私人著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正史类·五代史记》称：“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9＇从朝廷的态度及《国史》的评价看，《新五代史》分明反映官方立场。除七宝溺器一事而外，《新五代史》还称：“（孟）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年少不亲政事”。＇10＇凡此种种都使得孟昶的昏君形象进一步加深。
第二，其实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完成的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11＇《宋史·太祖本纪三》载：太祖“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又载：“初，（孟）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指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编次。”《宋史》所载出自宋代《国史》，《国史》代表宋朝朝廷立场，不必多说。按照《宋史》即宋代《国史》的记述，孟昶岂止“专务奢靡”，而且“赋敛无度”。《宋史·五行志四》载：“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诸如此类的描述，其目的无非在于表明孟昶“不亡何待”，宋朝攻打后蜀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第三，如果说《新五代史》虽然反映官方立场，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诸如“边陲无扰，百姓*”，“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19＇可见，“蜀人之词”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淫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某些具体史事，甚至截然相反。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马”，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体重，遂不乘马。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韩琦：《安阳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部丛刊本。
＇8＇《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部丛刊本。
＇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20＇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