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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暗雨兼疏澹夕阴，高楼含雾远山沉，一春烂熳樱花候，万里羁孤客子心；入洛士龙成独往，过江王导怅登临，回廊徙倚怀乡国，锦瑟华年感到今。
这两首七律，遣词修洁，音节苍凉。工力虽不算深，却看得出颇有天分。同时诗中感事伤时，亦有寄托。及至离日留别之诗，又是别样滋味：（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来，飞红狼籍旧亭台，沉沉远梦迷千劫，惨惨新词赋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泪如残蜡渐成灰，玉关人老愁何极，窈窕春星望几回？
（其二）
此去风云方百变，侧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无边路，倚偏银瓶系所思；最有温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乱千丝，辘轳永夕烦怀抱，讵独西风黯别离。
（其三）
手残红不忍看，轻寒无赖倚阑干，阴晴未定天如醉，疾迷方泪易弹；旧恨尊前歌昔昔，新愁帘外雨潺潺，伤心思妇辽西梦，冷怯空闺人未还。
（其四）
艰难行路黯魂销，帝遣巫阳赋大招，愁雨愁风才易尽，伤春伤别意无聊；相看镜匣惊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独自思量目凝伫，碧城十二总迢迢。
这四首七律，题作“回风辞留别日本诸寓公”，以落花作寄托，确是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诗似两当轩而参以定庵笔法，便觉风骨胜于黄仲则。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几岁正当奋发之时，作此万般无奈的苦语，论者谓非佳兆，这话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当然亦有韵事，所作《京桥冶春词》五绝，可以略窥本事：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庾郎词赋飘零甚，处对东风弄玉箫。
曲曲屏风烛影深，三挑微与托琴心，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费长门买赋金。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初见意惺忪，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奥侬。
相见时难别更难，云英梦冷意阑珊，飞花沾絮空惆怅，输与檀郎画里看。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衣香鬓影太匆匆，十里莺花最恼公，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红成阵怨东风。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3 ）
从日本回国后，曾一至广州。其时李鸿章方与荣禄取得默契，出镇百粤，远避载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缓急之时，得以内外相维。丁惠康以年家于修谒，在李鸿章幕府中参学务，不久舍去。及至庚子之乱，丁惠康颇思有所作为，陈石遗为他所作的小传中说：庚子之乱，大学士粤督李鸿章议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锐欲有为，谒鸿章，陈政策，鸿章不能用。百熙旋荐举经济特科，不应。自是往来京师、上海。居京师数年，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数古琴，值千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花，然日用常无以自给，友人或赞助之。
陈石遗写的传记中又说：“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则阴喜自负，时以语人，则知其未忘世也。”这两句话，参以前面所叙的生活状况，不难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过盛，则多所矜持。不应经济特科，为的自鸣其高（其诗集称《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来）；日用无以自给，而场面不可不摆。他不是不想富贵，但总想一鸣惊人，于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诗》中，有这样一首五律：丁叔雅户部至白下，颇劝贷钱营濒海垦田，既去上海，寄此调之。
宪也贫非病，干卿风马牛，他年千亩添，余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时危征卜式，好作烂羊头。
散原翁甚轻丁惠康，但亦颇有人重之者，如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记：丁叔雅惠康有奉怀石遗老人病状诗云：“苦念空斋老病夫，近来诗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飞花满，萧寺华年把残虚，与汝安心宁已了，偷闲作计未全疏，凭谁东话温存味，慵卷晶帘对道书。”此见过视病归后作也。余答诗云：“畸人丁野鹤，能访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诗来意似冰，斜街婪尾药，老屋半身藤，君看绳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遗老人答以新诗，觉前意有未尽，重申一首云：“君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独夜凄惶窃蚯蚓，盈襟尘泪泣枯鱼，绳床经案原非病，药碗斋糜奈已癯，万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说亦删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蓝旧事传江总，座上诗人是古灵，半日浮生余觉梦，十年小劫有孤亭，无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长条故故青，最是道心无住着，落英芳甸眼曾经。”
叔雅为丁禹生抚部少子，家有园林富藏，书多精椠钞本，旁及书画、金石、瓷器，皆是雄视一时，而皆弃不顾，一身流转江湖，若穷士之飘泊无依者。能诗、善书、精鉴别，声名巨甚，当世士大夫无不知有丁叔雅。
在同时三公子中，当兄事伯严，弟畜彦复后，留滞京师，余识之，不数年，踪迹至相密迩，事余如兄长。余时方丧妻，君亦丧其爱妾爱子，支离憔悴，殆不可为怀，然余遇悲从中来，能痛自发泄，极之于其所住，虽根株确不可拔，亦所谓蹂躏其十二三，盖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广，口复不能自宣，其湮郁其不言而自伤者，臣精暗已销亡，竟夭天年，闻者无不悼痛！年来每有所作，辄用旧纸录存，余所若预知其将死者！
少与其乡曾刚甫参议习经齐名，客邸所需及病中医药，身后棺殓，皆刚甫一人任之，可谓古道可风者矣！
丁惠康夫妇琴瑟不调，喜一妾，产子而觞，妾亦去世，这双重的打击，使得丁惠康索然无生趣。陈衍在他的小传中说，致死之因是：“隆冬无裘、不炭、积冻伤胃脘、伤肺”，宣统元年四月底不治死于京师。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游甚广，但知交多闽粤两省人，严复、陈石遗之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程砚秋赖以成名的罗瘿公，广东顺德人；一个是曾习经，字刚甫，号蛰庵，与丁惠康小同乡。
曾习经大丁惠康一岁，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一直在户部当司员。光绪末年改新官制后，当到度支部的左参议，后升右丞，等于户部侍郎。曾习经的收入很不恶，对丁惠康时有接济。丁惠康得病下世，自医药、殡殓、归葬，都由曾习经独力担任。交友如此，丁惠康地下有知，亦当自负。曾习经诗学甚深，古诗出于六朝，近体学晚唐，参以北宋笔法。录其古体、近体三首以为本篇的结束。
花朝同陈庐、郑苏堪、林畏庐、赵尧生、胡唐、林山腴、梁众异、冒鹤亭、温毅夫、罗东、潘若海诣花之寺：空色难强名，欣慨每交并，寻常万花谷，寂寞招提境；余寒淹节序，积阴失朝瞑，近郭少农事，春鸠鸣逾静；探幽果宿诺，耽寂惬微秉，即事难为欢，得途不可骋；嘉遨缅宛洛，良俦类汝颖，偶巾下泽车，稽首华严顶；经迹既如扫，来踪复谁省，寥落愧吾从，花时一延颈。
法源寺丁香花下：车马寻常去殷麟，春光报答果何曾。千年战役空陈迹，满眼芳菲似中兴，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闲着语故相矜，沉沉万念旋生灭，婢尔东廊扫地僧。
庵先生招游净业寺：临流台殿参差，碧瓦朱栏自一时，已倦春游花正发，未知哀乐鬓先丝，烹鱼溉釜能生忆，去轸抽琴欲致辞，旧是承平觞咏地，百年寥落到今兹。
题关河行旅图：极目关河欲暮时，劳劳行客去何之。当楼残照霜风紧，如读甘州柳永词。
第二章嗣同的坚毅（1 ）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云《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掌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