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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次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识的处分是：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意继马而＇奇書網整理提供＇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惟独曾国荃寂寞江乡，此情自所难堪。
马新贻原籍山东曹州菏泽，其地即水浒的梁山泊，民风强悍，铤而走险，视为常事。马新贻的个性，亦为刚直一流，对捕盗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传》：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土。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动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多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余，上以新贻未能预防，下吏议。嘉兴湖州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枪船，久之聚搏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今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第一章“刺马”一出（2 ）
传中语多含蓄，其实马新贻，简练亲军的主要目的，即在对付散兵游勇，及骄恣不法的营伍。湘军久欲得之而后快。徐有得一案既发，恰好资以号召为借口。刺马的张汶祥，身世迄今成谜，但为湘军以重金募来的死士，则确凿无疑。刺马是否出于李朝斌的主谋，虽不可知，但为湘军一致决定的制裁行动，亦确凿无疑。此只看江宁将军魁玉，于案发后飞奏入朝，立即决定由直督曾国藩回任，即可想见情势之严重，非“老帅”坐镇，不足以了残局。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说明刺马为湘军询谋佥同的一致决定。当凶手既逮，先发交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审问，张汶祥以预先想好的诬蔑马新贻贪色卖友的一套说词作供。两县令及首府相顾惊愕，竟不敢录供。
明知所供不实，但要取具实供，却很困难。因为“三木之下”，固然“无求不得”。但藩司梅启照及江宁府、江宁、上元两县心里无不雪亮，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杀张汶祥灭口，如果一动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狱卒动了手脚，报个“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甚重，而且也对不起马新贻。因此曾受马新贻知遇的臬司孙衣言，一力坚主刑讯，而始终未为梅启照所接受。
其时疆臣如安徽巡抚英翰，京官如给事中王书瑞，都为马新贻不平，纷纷上奏，或则曰：“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或则曰：“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否则“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认为此案别有内幕。
于是朝旨指派漕连总督张之万查办。上谕是一道严命：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紧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子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帮”，与太湖水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马新贻第二的可能。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催，江宁将军魁玉又来护驾，拖无可拖，只好硬着头皮动身。
张之万在路上还出了个笑话。他是漕标水陆两兵的营勇保护了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风景绝佳。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闲眺了一会，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