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舒伦堡又见到了他那些昔日的同事和上级，这种感觉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他看到了里宾特洛甫，他曾经十分看不起他。在当时的舒伦堡看来，通过瑞士、瑞典来推进苏德战争的谈判是最合适不过的，要不是里宾特洛甫的目光短浅，政策呆板，以及他那种无视一切挫折的难以置信的自大和乐观主义，他现在没准都不必站在这里充当证人了。舒伦堡想起那时候里宾特洛甫的一些举动，不禁觉得正是他当时的短视导致了他现在的死刑，要知道当时自己好不容易推动出一点谈判的可能，里宾特洛甫居然表示在同意和苏联人会谈之前，他要求对方先证明自己的代表不是犹太人血统。即便苏联人当时的愿意谈判只是一种逼迫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策略，但里宾特洛甫也做得过火了，因为那时候的德国根本没有拒绝他们的本钱。
不过盟军到现在都不清楚缪勒的下落，这倒是让舒伦堡很是遗憾。舒伦堡想着自己和缪勒在帝国末期的相互利用相互角力，只觉得都好像遥远的梦境。不过自己现在能得到宽待，总算是由于缪勒某种程度上的网开一面。当初自己提出准许自己照管那些有名望的犹太人被拒绝，但缪勒总算准许自己和各种盖世太保机关的负责官员联系，自己也因此能够弄清楚许多被囚禁者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让他们在伙食和居住待遇上得到改善，并且使他们能够收受食品邮包；在某些情况下，自己还能够让他们穿上平民服装，住到旅馆里，安排把他们遣送出境。虽然当时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官场手续，但现在看来自己做的是一桩颇为合算的买卖，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看到戈林、约德尔、雷德尔他们纷纷向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请求将绞刑改成枪决，舒伦堡虽然佩服他们的勇气，但却并不以为然。如果是他自己面对着一切，他可不会这样逞英雄。他有时候会想到海德里希，不知道是否该羡慕他在帝国最鼎盛的时候早早去世。这样他就不必看到现在烟消云散的帝国，和它残留下的那些可怜的遗民。而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最美好的年华和最真挚的感情都随着第三帝国一起埋葬在历史中，成为书中的一页过去。
由于舒伦堡在帝国末期为挽救犹太人和促成谈判做出的努力，他没有被列入纽伦堡的审判名单。直到1948 年1 月，他本人才开始受审，审问持续了15个月，美国军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两项罪名，而且考虑到他在战争后期曾帮助集中营的盟国囚犯脱逃，又减轻了判刑，所以他最终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7 月算起。但这时候舒伦堡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所以他刑期未满即因病获释。出狱后，他避居瑞士，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迷宫》。但瑞士当局并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这么一个第三帝国的前间谍头子，于是要求他出境，他不得不迁居意大利。
“……这位可怕的安全局局长自己就是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整个Nazi的情报工作当中，他把我摆布的像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当舒伦堡写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停住了笔，又想起了海德里希。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在单纯的回忆起这个人了，而是在借机回忆自己过往的辉煌，回忆最初如履薄冰，最终大权在握的人生，当然，还有那青涩天真，却不乏真挚诚实的情感。现在，自己已经找不回曾有的诚实了，即使在回忆录里也是如此，巧言矫饰变成了一种可怕的习惯。不过，也许自己并不需要忍受这种习惯太久。想到这里，舒伦堡轻轻咳嗽了两声，露出一个孩子气的微笑。
就在他出狱的第二年，1952年3 月，舒伦堡病逝于意大利的都灵。
而在纽伦堡，因为担心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可能错误利用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减轻或改变纽伦堡法庭的判刑。英国工党内阁于10月7日晚些时候给委员会的英国成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下达指示，要求他从政治角度和国家利益考虑，不改变纽伦堡审判的结果。
就这样，管制委员会的会议还未开始就已经得到了结果。美国委员一开始还同意了约德尔的请求，将绞刑改成了枪决，但最后又全部否决了。消息传到犯人那里，引起一片哀叹。既然如此，戈林就要想办法另谋出路了。他听说新闻记者和摄影人员都将应邀观看绞刑场面，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执行绞刑可能安排在16日。这个消息对戈林来说至关重要。
他开始静下心来写自己的遗言，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留有一颗装有氰化物的黄铜胶囊，并且得到了坚定的保证，保证他能得到这颗药。而他写了三封信，作为给盟军的最后一次恶作剧和嘲讽。这三封信的落款都是10月11日。这意味着戈林不可能把信放在j□j室里5天，因为一旦信被发现，看守就会立即搜查他锁在别处的行李，他的计划就会惨败。因此他更可能把信委托给一位可靠人士，当然还得是一位美国人，而且能在最后时刻进入j□j室。这个神秘人物会是谁，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比较可能的猜测是监狱的保健医生普夫卢克。
而这些信现在依然留存着。第一封信是在奚落监狱自以为是的安全措施：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致指挥官
自从我身陷囹圄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毒药胶囊。进入蒙多夫以来，我有3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一旦检查，即能发现。脱衣服时，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多夫和这里的j□j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常进行彻底检查，但都没被发现。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统马靴里。
第三粒胶囊仍在我的小化妆盒里，藏在盛皮肤霜的圆盒里（上面有乳霜覆盖）。如果需要，我在蒙多夫可以带更多。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可能发现这粒胶囊。纯凭运气。
PS：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说管制委员拒绝将绞刑改为枪决。”
而第二封信的笺首印着“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上面注明的日期也是“纽伦堡，1946年10月11
日”，这一次他写道：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
我本该让你们立即枪毙我的！但企图绞死帝国元帅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德意志着想，我不能允许这样做。除此之外，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巴将军的自尽方式。赫尔曼戈林。”
而在这张信纸的背面，他接着写了下去：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你们会判我死刑，因为我一直认为审讯永远是战胜者的政治伎俩，但为了我的人民，我希望走上法庭，我至少希望能像一名战士那样死去。在上帝、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面前，我认为自己不应受敌人法庭所强加给我的谴责。”
而最后一封信，他写给了他的妻子，在信里，他这样说：“……在考虑成熟之后，在向上帝真诚祈祷之后，
我决定自尽，不给敌人绞死我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枪决，但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不能允许自己上绞刑架。更有甚者，执行绞刑时新闻记者和摄像人员在场，就像一次壮观的场面（我认为摄像人员在场是为了拍新闻片）。我想远离公众的耳目静静地告别人生。在向你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从那之后
我心里非常平静，我认为死亡是最后的解脱。我认为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涯让我拥有了摆脱纷乱尘世的办法。他们始终没被发现胶囊，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仁慈地让我避免了痛苦的结局。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埃达，及我所爱的朋友们。我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将标志着我们伟大和永恒的爱……”
作者有话要说：娘娘写给老婆的信真心感人，娘娘和老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让人内牛。老婆问娘娘：你就不相信我说的，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吗？娘娘内牛满面：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然后告诉老婆，不要再写信了，我也不写了。真心很泪奔。六六去瓦尔哈拉报到了，嗯，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某只活的很久的邓乖乖毫无压力~~
801 绞刑（中）
每当放风时听到《睡吧，我的小宝贝，睡吧》这首曲子的时候，凯特尔就会堵住自己的耳朵。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他已经死去的孩子。这会让他感觉格外难受，但又带着点久别重逢的欣喜，毕竟不久之后他也要去同一个地方了。不过凯特尔依然不认为绞刑是个可以接受的判决，虽然他别无选择。他写着自己的回忆录，感叹为什么自己不在720爆炸的时候死掉，这样自己就是一名英雄了，还可以享有国葬。或者在自己刚刚被捕的时候，那时候的看管不算严密，自己有好几个小时处于无人监守的状态，那时候要自杀也很容易。可自己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等待着绞刑来侮辱自己军人的最后尊严。
戈林也是这么想的，自从知道了上诉被盟军管制委员会驳回后，他就带上了一种冷漠。他躺在监狱的小床上，询问医生是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能让自己面对行刑队。回答当然是绝不可能。“那好吧，”戈林漫不经心的耸耸肩，“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听说美国人的枪法很不好。”
邓尼茨对自己的上诉没有获得减刑而感到格外郁闷，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海军元帅雷德尔，虽然他们两个人郁闷的原因大相径庭。雷德尔实际上希望自己能获得死刑，他对美国医生说过：“我要么上绞架，要么吃枪子儿。我自己倒是想吃枪子儿。在我这把年纪，我可不想蹲监狱。”虽然同是海军，但他和邓尼茨现在的关系冷淡到几乎一句话不说，自从俄国人在法庭上宣读了雷德尔写的《莫斯科声明》后，他们两个本来就谈不上热络的关系瞬间降至了冰点。在声明里，雷德尔批评邓尼茨“骄傲自负”，“领导德国海军几乎不称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