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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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华夏- 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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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人才,他以前还提出来过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的建议。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其实并非是单从为国防而国防的层面考虑,而是要求必须将海军及国防事业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面来考量,目光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

而马建忠的这个看法,和孙纲现在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纲在处理完公务之余,便和已经是全国商业总会副会长的爱妻马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实行起来应该没什么阻力。”马听了他的想法,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但关于这些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体制,我恐怕得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不管是军用的企业,还是民用的企业,全都白搭。”

“管理体制又怎么了?你们商贸集团的企业不都办得好好的吗?又出什么岔子了?”孙纲听了她的话不由得一愣,立刻追问道。

她的北洋商贸集团可是自己的“金库”,要是管理方面出了岔子,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那里倒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一天眼睛都盯在军事方面,应该适当的注意下经济方面的事了。”马忍着笑“谆谆教导”他道,“政务院八大参政里面你最年轻,只要不出岔子,老头子的位置将来一定是你的。”

“先别想那么远,不要跑题,”孙纲有些着急地说道,“快说,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这方面所知不多,你可得多提醒我。”他叹了口气,有些“可怜”地看着爱妻说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现在轻易犯不得错误的。”

马告诉他,中国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不然的话,再多的新企业出现,也会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窒息而亡”。

中国现在的好多至关重要的新兴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而这种形式下产生的管理体制,是根本无法使这些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的。

马说的话立刻提醒了孙纲,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说历史久远,十分复杂,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

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也不例外,属于“国营”的),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后来又有了“官商合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

马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腐败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宫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地绝境。

而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地“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说。在现在地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地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地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的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的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地“守夜人”的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的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的西方式地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地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完成地,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孙纲还说,“男人留辫子”是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时强加给汉人头上的,是满清“弊政”之一,若要保持传统的话,这个传统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明朝的好多传统不也都是让清朝给废了吗?那现在清朝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留着清朝的这个“立国象征”呢?

而且现在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了,“辫子”已经由“立国”的象征变成了“亡国”的象征,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呢?

孙纲在政务院的一通“狂侃”之下,也许是让他最后那一句“亡国之征”给吓着了,老头子们最终还是表示“屈服”了,含泪剪掉了留了这么多年的辫子。

辫子虽然剪了,但李鸿章还是舍不得自己身上的老衣服,拒绝换上西式服装,对于这一点,孙纲就没有再勉强他,岁数大的人这个“恋旧”情节,也不能不考虑。

“老百姓把辫子都剪了,堆在大街上,有小山那么高,正点着了烧呢。”马上街回来后告诉孙纲说道,“到处火光冲天,老壮观了。”

孙纲听了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却感觉到说不出的激动。

老百姓们把辫子剪掉烧了,其实不光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愤,也是在表明,彻底和那个逝去的守旧封建王朝决裂!

在满清王朝的尸体上重新站起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中国!

“你们这身新军服真的很好看。”马看着孙纲,眼中闪过一丝爱慕的神色,似乎还带有一丝崇敬,“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今天这种威武的样子。”

“哦?是吗?”孙纲看了看自己,听着她的夸赞,不由得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穿这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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