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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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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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公就曾经险些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亏外公跑得快才得以脱身。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参谋长就是被国民党拉夫拉出来的。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拉夫运辎重。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我父亲当时正在火车站内玩耍,看到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闷罐子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个搞策反的军官捡起帽子,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解放军赶到现场组织了挖掘搜救,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到了一九四八年,开封城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于是陆陆续续地开进很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扰民甚重,特别是征用民房。经常是一个小军官领几个当兵的,见到谁家房子好就用粉笔画个圈,然后让老百姓马上腾房子,也不管老百姓住到哪里。有一天,几个号房子的国民党兵来到我们家里,看上了我们家的几间房子,于是画了个圈,对祖母说:“三天之内腾出来”就走了。当时虽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了靠山,但祖母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就不理他们。三天以后一个小军官带着几个当兵的来了,一看房子没有腾出来,顿时勃然大怒,就骂骂咧咧地要进屋扔东西。祖母一见,也发怒了,指着那个小军官破口大骂道:“你们瞎了狗眼,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敢在这里撒泼,还想不想要脑袋了?今天你要住进这间房子,除非我死在你们面前!”几个国民党士兵一听,又看看这家房子的气派,也顿时犹豫起来。祖母一见他们犹豫,继续吓唬道:“你信不信,你今天敢扔我的东西,明天刘主席就会让你们几个脑袋搬家!”(「注」刘主席指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闻听此言,几个国民党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屋。那小官一看,也软了下来,灰溜溜地说:“好,好,你厉害,我们先走。”

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一个军官,还带着老婆抱着个孩子,跟着一个勤务兵拎着行李。那军官名字叫孙少汉,领子上有个“×”,是个中校。孙中校找到祖母,说话比那几个小兵客气多了,大意是昨天来的那几个不会办事,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我们来打仗,还带着老婆孩子,也没地方住,挺不容易的,您就通融通融,给两间房子行个方便吧。祖母只爱听顺气话,经他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他们住下了。渐渐地混熟了,也觉得那家人并不坏。

孙少汉的那个勤务兵姓张,也是个河南人。当时要打仗了,国民党为了促使当兵的卖命,就把美国援助的给养拿出来给前线阵地上当兵的用,轮不到这个勤务兵。勤务兵吃不到美国罐头,每天心里都挺烦躁,长官不在时就常发牢骚,抱怨伺候人的活太累。当时我叔叔也才五六岁,挺淘气,有一天,那个勤务兵正在院子里烧地锅做饭,我叔叔就弄了一个鞭炮在他背后放。“啪”的一声,把勤务兵吓了一跳。勤务兵转过脸来,一脸的不快:“弄啥呢这是?一边去!”

当时父亲上学的学校在相国寺附近,在开封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伤兵,偏偏要征用学校的房子。学校不愿意,找教育厅去顶。可当时要打仗了,当兵的厉害起来教育厅也顶不住,于是学校就被伤兵占了。学生没地方上课,学校就在龙亭后面靠近开封城西北角的城墙根下面找到一处院子,在那里上课。其实那里挺幽静,正适合伤兵养伤,但那帮伤兵偏偏要在闹市住,为的就是上街白吃白喝方便。临时的校舍离家太远,每天学校老师就在老学校集合学生,再排着队到临时校舍去。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走很远的路,中午就不可能回家吃饭了。于是每人都带点干粮咸菜,学校烧一点开水;中午的时候,学生们就趴在草地上吃饭。从老师到学生到家长,没有不骂国民党的。

那帮国民党的伤兵非常的坏,每天成群结队上街游逛,吃饭、拿东西、看戏都不给钱。不但如此,稍微有些怠慢就砸戏园、踢货摊、掀桌子,还常常打老百姓。这帮伤兵喜欢摆谱,张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其实,当时小日本已经投降三年了,而且老百姓并不服,总是在背后暗暗骂道:“呸!抗战八年,谁知道那八年你在哪里藏着哪?有本事跟八路一样打鬼子!”在当时开封城老百姓眼里,八路军是一支神奇的军队,他们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抗战结束后一些投降的日本兵就说:“跟八路的打仗,一个打一个,快快地;跟国民党打仗,一个打十个,慢慢地。”小鬼子比较傲慢,他们不会承认打不过八路军,但是他们承认:跟八路军一对一地打仗,还要非常警觉,行动迅速;而跟国民党打仗,就是一个打十个,还是有条不紊,慢条斯理。因此,开封城的老百姓们总是说:“国民党打日本人是狗熊,打老百姓是英雄。”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激烈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并不是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个个踊跃参军的。父亲在部队时,有一个一九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一两个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五、第一次解放开封

一九四八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依托城墙,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想了一个损招: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用随身携带的工兵锹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当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一开打就把白衬衣挑在枪尖上从机枪眼里伸出来投降,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根据祖父的遗愿,家里准备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等待时局好转后再迁葬。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那座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连同棺材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当时老百姓已经不许出城,一直到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看灵柩的人才来报信。在那个时代火葬并不普及,在人们的观念中灵柩被焚毁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当祖母和孩子们闻听祖父灵柩被焚毁的噩耗,顿时嚎啕大哭。祖母扶着墙一边哭,一边骂:“你国民党丧尽天良啊,把什么坏事都做绝了,你也守不住个开封城!”说完,祖母带着几个孩子,一边哭,一边来到城外把祖父的骨灰收集起来带回了家。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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