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得她的犹豫实在太自私了。心想我可以无私地为你牺牲，你为什么不可以为我牺牲一次？
女友接到我的冷冰冰的复信以后，也还是没有主意，又跑到我们家问我母亲。我母亲这个人通情达理，跟她说，孩子，无论如何，你今年都要考上；你觉得哪里有把握，你就报哪里，不要因为小亚害了自己。小亚那里，我自然会去说。我的母亲在我女友补习的那一年，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母亲饭做的好吃，经常在干完活以后，在中午、晚上做些好饭好菜送到学校里给她补充营养。有了母亲这一席话，女友就填报了把握相对比较大的山西财经学院，并且考上了。
那年我又背了一门工业会计不及格放暑假回来，女友也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天天到我们家来解释，哭着说她已经输怕了，实在不敢再想太远。我心里有气，根本就不理她。后来我提出要分手，也被她哭着拒绝了。其实那时女友对我还是挺好的，每天都来找我，几乎是百依百顺，但我就是不能原谅她。开学返校以后，女友几乎每三天一封信，而我却总是不愿意回信。到了学校以后，看见在学校里出双入对的鸳鸯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就这样在不快和冷淡中我度过了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到了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时，我腰上的伤复发那次更加加深了我对女友的恶感。当时我只是蹲下去擦皮鞋，结果一站起来旧伤就痛了，疼得我半个多月不能站起来。那时我躺在床上，心里对女友不住的骂：正是因为你，我才会去辍学、打工、受伤。此时我已经完全被新仇旧恨所控制，见到她时已经全然没有了温情，只有指责、抱怨、愤怒和不满，女友总是逆来顺受。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们迟早是要分手的。
正在这时，女友又做错了一件事：一天家里来看我时，跟我闲谈中提起我大学毕业分配的事，她说，毕业分配最好是回到山西省，这样两人可以分在一起。女友当时还挺想跟我在一块，但她所就读山西财经学院不甚有名，分配的选择余地不大，只好让我弃高就低了。其实，要是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这事也就没什么不正常。但我已经被愤怒所控制，因此这句话听着特别刺耳。当时我正因为腰痛躺在床上，一听到这话就忍着腰痛站了起来，痛骂了她一顿，反问她：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脸面要求我做到这些？接着我又历数了她的种种不是，狠狠羞辱了她一番。女友听了我的话，委屈地哭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劝她，随她去哭，后来赶她走。女友走时，我母亲出来送，结果女友突然在大门前给我母亲跪下，哭着恳求我母亲劝劝我原谅她以前的错误。我站在一边，不仅丝毫未受到感动，反而觉得可笑。
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女友仍然不断给我来信，起初频率大约是一个星期一封，每一封少的要写六、七张纸，多的写十三、四页。我看到她的信，心里稍稍解了点气，但依旧懒得回信。期间我还在“五·一”前后回了一次山西，到山西财经学院找了她一次。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为要路过太原市转车，就想到山西财经学院去看看女友，顺便跟她一起回家。到了山西财经学院她宿舍一看，没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于是在学校大门口等公共汽车到火车站。正在等车时，我看到对面一辆公共汽车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另一个是个男学生，他们手拉着手。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两人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我做了一次克格勃，不动声色地尾随他们进了女友的宿舍。当我推开门时，看到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正坐在床边。见到我来了，女友先是错愕，平静下来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学同学，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一分钟以后，女友就让那个男学生走了。那个男生走了以后，女友又对我说，那人只是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我也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在撒谎，但当时我冷笑着，也并没有戳穿她。
我先于女友回了家，女友也仍和从前一样来找我，好象没有被我发现一样。只是这一次放假，两人之间的感觉更加疏远了。有一次，女友也对我历数了我好多不是，还对我说：小亚，你快点长大吧，别总象个孩子；我需要你坚实的肩膀，你不能总是让我心里没底。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反感，但那时我已经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了，心情开朗了一些，所以控制住了情绪，在暑假期间也始终没和她摊牌。我开学走时女友又来送我，在火车站临上车时，我给她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我等你的悔过书。”等火车开动时，我看见女友又跟着火车跑了一段跟我挥手，眼神似乎跟往常不同。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才领悟到这是在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永别。
回到学校以后，我等了两个礼拜后不耐烦了，就决定不再等下去。于是，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了一封大约四十多页的绝交信，回顾了我们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感情史，告诉她已经没有交往下去的可能。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一边写一边哭。那封信写得十分尖刻，充满了嘲讽和指责。我觉得那样的信，是没人能够回得了的。果然，她没有回信。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春节。见面时那女孩哭着说，她把一生最纯洁的感情给了我，是我误解了她，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几乎动了心。第二次见面则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已经都相当平静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收到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表达了她对自己的分配前景的忧虑，我没有回信。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也各自有了家庭，也很少想起这些事情了。现在再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错误。女友的错误，在于缺乏为爱情而牺牲的勇气。而我的错误，则在于为爱情作出一些牺牲之后，把这种牺牲当作资本苛求她。我那时心胸狭隘，确实不够一个男子汉，总是陷在以前痛苦的回忆里，又因为大学里成绩不好而心情烦躁，不能原谅她以前年幼而给我造成的那些伤害；总是以一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她，斥责她，折磨她，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为了这些，我现在反而感到有些愧疚。
唉，不说了，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互相推委，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