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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永远都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东大街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太谷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五月九日是预产期，我母亲在五月八号晚上就不敢睡觉，困守到晚上十二点。见还没有动静，就让我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说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侯鸡蛋缺，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可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吃不下去，直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少时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东大街，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三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却发现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父亲一看，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出诊。等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接生经验，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医生上班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医生见状，忙得连麻药都顾不得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一个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人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时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的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我的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的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于是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