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一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太谷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第一次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着桌子上的辣椒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侯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也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侯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江泽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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