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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当地的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不会看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二○○○年到现在，我们家历年卖灯笼的所得如下：二○○○年，二万元；二○○一年，不到一万元；二○○二年年景比较好，卖了四万五千块；二○○三年卖了二万六千块；二○○四年，则只卖了一万六千多块。这些钱除了日常吃饭开销之外，其余的全部给我父亲看病了。当然，和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生开出的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相比，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五、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六、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不错，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大楼里的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行长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液晶屏幕电视。行长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办公楼盖得如皇宫一般豪华，但行长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牛行长呈报。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人员多半从银行中招募。当时我听说银行的组织机构要有重大变动，想着与其在这里喝西北风、被人扒来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机构里去试试。于是试着我提交了一份申请，结果被选上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H公司。
我临走前两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那天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计较，我从来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