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可能预见总统会生病，要动手术，不能签署我们需要的那个文件。”
“这跟总统有什么相干？你们应该采取激烈行动来破坏这种不稳定的和平。”
“要引起爆炸就必须点燃导火线。总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跟我谈话时请再也不要把我当成奴才，否则我起身就走，您的警卫队是不敢拦住我的。”
主人扔下火钩，不满的神色从脸上消失了，他显得困惑莫解。
“您是喝醉了还是疯了？您是怎么说话的？您知道我可以把您……”
“您什么能耐都没有！”维尔丁打断他的话。“只能收拾东西逃离俄罗斯。可是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就会宣布对您进行通缉。伊万科夫已经收监了，您也会马上被关进监狱。贩卖武器，尤其是贩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毫不费力就会把您关起来，家财万贯也无济于事。”
希什科夫挺直身子，仰着头靠在安乐椅上，挺有兴趣地看了跟他谈话的人一眼，问道：
“那么您呢，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到时候会坐在包厢里看戏吗？”
“我将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可是您能回俄罗斯吗？”
“还没想过，说不定会回来，”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厚着脸皮微笑。
中校装模作样地硬充好汉，其实他心乱如麻。万一希什科夫真的胆怯了，溜到国外去，维尔丁的处境就会糟透了。中校用从这位银行大股东手上得来的美元豢养了一些帮手，给将军夫人送了贵重礼物，而中校自己花钱也花惯了，日常生活中已懒得精打细算。万一金融家溜到国外，维尔丁连告发都不敢。众所周知，线团缠很结实，但只要找到线头往前拖，线团就会开始滚跳，很快就会散开。中校看了看金融家消瘦的脸，用和解的语气说：
“咱们别吵下去了。几只狗一起拉套，要是你咬我、我咬你，套也拉不成，还会翻车。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我有些急于要办的事没跟您讲，这有两个原因。搞保密工作的人不应打听不该知道的事。毒品的事我就没有问过您，我知道有这回事，因为这事儿尽人皆知。可是怎么进行的，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这纯属您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此我从来不跟您谈这件事。我的工作才是令我头痛的事。然而局势变得无法控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只有等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已经有一份申请送到总统秘书处，那是一份请求特赦的呈文。这种文件一放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放几年，可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会设法让它迅速得到审批。大家都知道总统有病，顾不上小事，而没有他的批示……”
“我全明白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主人打断他的话。“我不在国家机关供职，可是我相信，并非所有的文件叶利钦都亲笔签字。有时经他同意会盖上由他签名制成的印章。”
“要是每天签一百份文件就会那样办了。可是眼下，您自己也明白……我碰巧认识典狱长，那是个老教条，是只识途的老马。他对那小伙子并不在乎，但他要讲个规矩。假如现在把叶利钦签署的文件塞给这位奥加尔科夫上校，这匹识途老马会吓得颈上的毛都竖起来。”
“那么他就不能生病住进医院么？另外找个人代替他的职务，”希什科夫说。
维尔丁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亲眼见过形如巨人的索尼亚和背上长毛竖起的豺狼，心想：有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弄得这个老家伙生病住院？
败坏古罗夫的名声、指责他为车臣“恐怖分子”辩护的那场闹剧已经平息。促使它平息的一个是有关总统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报道，另一个是发生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一场惨剧：一辆送孩子上学的大客车被火车头撞翻，死了二十多个孩子。
古罗夫十分清楚，孩子们的惨死并不会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明白，在全民哀悼的日子里围绕几个月前发生的爆炸事件挑起事端是没有意义的。加之车臣的停战已逐渐变成稳固的和平，对拼命抵抗的弱小民族的仇恨也已消逝。亲生的儿子已不再丧命，至于别人的儿子死了多少，让他们自己的母亲去算这笔账吧。
古罗夫明确意识到，那些人还会找他的麻烦，只不过延延期，等待更为方便的时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请上门来，说道：
“我在哪篇文章里见过，人们拍电影陷入困境时就聚在一起，举行‘脑力冲锋’。咱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称之为作战会议吧。事实上你们都默不作声，等着我作指示。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别指望我，咱们一块儿动脑筋。谁都无权指责同事，咱们只听取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讨论。要是谁想到该把克里姆林宫炸掉，就让他论证一下可行性，咱们再琢磨琢磨。”
“又不是咱们造的，再说也弄不到那么多炸药，”柯托夫冷淡地说。
“我同意，那就不炸它。你有什么具体建议，格里戈利？”古罗夫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咱们的任务是救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柯托夫搔了搔长鼻子说。“我们正在试图推翻指控。进展情况很糟糕，因为谁也不打算听我们的。可见必须改变出击的方向。”
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坐在精致的沙发上。斯坦尼斯拉夫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古罗夫按老习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往哪儿出击呢？”聂斯捷伦科冷笑一声。
“照你的头打呗，不过这样做没意思，”柯托夫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事先提醒过，批评指责的事让杜马去干，这里只提具体建议。”
“我们要想救那小伙子，除非把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送交检查院。此人是俄罗斯人，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斯坦尼斯拉夫说。“他挣了一大笔钱，但多半尚未拿到手。他在高加索无事可干，所以他在莫斯科。”
“为什么这么肯定？”古罗夫问道。
“枪毙那小伙子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真正的恐怖分子应当还在维尔丁手边。”
“你的想法挺有意思。”
“老师教得好，傻瓜才走运。”
“照你看，恐怖分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古罗夫问道。
“在特工机关的秘密联络点。”
“这可未必，”古罗夫答道。“维尔丁不会这样冒险。你们怎么不讲话啦，二位勇士？”他转身问那两位侦查员。
“呆在某个犯罪团伙里，”聂斯捷伦科迟疑地说。“不过这也危险，有可能无意中被人打死。”
“秘密联络点和犯罪团伙子以排除，”古罗夫总结道。
“亲戚，”柯托夫话一出口就做了个怪相。“这种人不会上亲戚那儿去，再说他也不会有亲属。”
“排除。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古罗夫说。“他们急于求成，车臣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对对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在监狱里把小伙子杀掉，然后宣布俄罗斯人把他枪毙了，从而挑起轩然大波，”克里亚奇科沉吟不决，喃喃说道。
“你干吗含糊其辞，嗓子哑了还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不错，俄罗斯人枪毙了杀人犯，那又怎么样？恐怖分子应该枪毙。审判有陪审团参加，还能有什么意见？”古罗夫挺感兴趣地看着克里亚奇科。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头儿在等待他的回答，他突然不加思索地说：
“车臣人是法院判决枪毙的，可是恐怖活动却是俄罗斯人干的！”
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互相看了一眼，感到迷惑不解。古罗夫不再来回踱步，站在克里亚奇科面前问道：
“你早就产生了这种天才的想法么？”
“我没有写日记，估计有一个星期吧。”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为什么没说出来？”
“你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没有说出来。我可不能抢在你的前头。”
“必须找到那个家伙，把他抓起来，”古罗夫决然说道。
“轻而易举！”斯坦尼斯拉夫又恢复了那种插科打诨、满不在乎的常态。“那家伙是俄罗斯人，剃光了头，中等身材，特殊标记是右手上刺着一只铁锚。头发是会长出来的，画上去的铁锚用寻常的肥皂就能洗掉。咱们要找到这么个人易如反掌。”
“斯坦尼斯拉夫，你还有什么建议吗？”古罗夫温和地问道。
“绝对没有，上校先生！”斯坦尼斯拉夫跳起身来立正站好，说道。
“好吧，咱们分头去找，”古罗夫语气轻松，仿佛是要出去买点面包。
第十章
他的名字很希罕①，跟他的外貌一样——他叫伊万；父称和性也是一样，总之在俄罗斯简直令人感到惊讶②——他的全名是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要是去住址查询处查询，你马上就能得到所需的信息，不过别忘了带个大一点的口袋，否则是装不下的。
①②反语，这种姓名在俄罗斯是最常见的。
几个密探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父称和姓，他们精神抖擞地开始进行侦查。
伊万·彼得罗夫是个世代相传的无产者，母亲他还记得，父亲则从未见过，对祖先更是一无所知。尽管照母亲的话来说这一家所有的人都饱尝辛酸，但伊万的外表却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我们的科学家对遗传问题一窍不通，说不定某个祖先完全属于另一个家族，而这小伙子生下来就像那位隐秘的祖先。
伊万的个子确实不高，但也不算矮小，肩膀不是很宽，但体型壮实，即使穿的衣服不显眼也看得出来。他于一九六○年出生在半地下室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母亲干的是清洁工，帮邻居洗衣服、洗地板。楼房里住的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甚至还有两位贵族老太太幸存至今，她们的爷爷就是这幢楼房以前的房主。伊万出世后最初几年母亲几乎不喝酒，碰上喜庆日子才偶尔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那时她甚至还带儿子上教堂去，不过去得很少，因为她总有许多活要干。
住在三楼的两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家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