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