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集会。王庸亲自担任这次集会的保卫工作。刚才他假装算命，就是为了观察，看同志们是否已到。
看到同志们陆续进入剧场，王庸便在最后一排离出口处不远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会儿，电影开始了，场内灯光媳灭。今天上演的是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的片于。卓别林的表演滑稽幽默、维妙维肖，观众被深深吸引住。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此刻，恽代英、彭湃等却无暇顾及银幕情景，正坐在后边靠墙角的一排座位上悄声议论着，交流着。
突然，灯光四起，电影中断，从门外涌进一群英国巡捕和几个便衣特务。
只听他们高声叫道：“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来搜查一批非法集会的共党分子，请大家协助！”
观众惊恐万分，场内一片混乱。
这时，王庸走到一位巡捕探员面前：“老张，又有公干了，来，我替你把守一个出口，咱们一起清查共党！”
这位探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不知如何应付局面，听王庸这么一说，满心欢喜：“啊！是王先生，好，有劳你了！”
只见王庸搬来一把椅子，迅速把住出口处，大声叫道：“诸位，请准备好证件，请接受检查，别让共党溜掉！”恽代英等早已明白王庸的意图，立刻纷纷向王庸这边涌来。
待同志们已涌到他跟前，王庸又故意将身子一歪，人群一下都涌出剧院门外，王庸也趁机溜掉了。
王庸跑到街上，跳上一辆电车，又换了几次车，到傍晚才辗转回到中央特科机关办公室。得悉同志们都安然无恙，他才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回到家，妻子王根英早已准备好饭菜，正焦急地等着他。看到桌上摆着他喜欢吃的湖南菜，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肚子早咕噜咕噜地叫起来。于是抓起筷子就香喷喷地吃起来。
王根英在一旁看着他那副吃相，不禁笑出声来。
“看你，慢慢吃，小心噎着！”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一辈子都吃不厌！”
夫妻俩正说话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赓忙说：“是自己人，快开门！”
王根英连忙起来开门，特科“红队”队员小刘气喘吁吁地走进来。
“老王，你们快走。一会儿巡捕房要来抓你们来了！”
王根英听罢，立即进里屋拎出一只大皮箱，对陈赓说：“老王，你收拾一下快走吧！”
陈赓无限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搬家了，妻子跟着自己受了太多的惊吓，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陈赓迅速地把所有文件都收拾起来，三人迅速离开房间，钻进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一辆黄包车。
等巡捕们赶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第二天，王庸照样出没于国民党军、警、宪特之间，听他们谈论着：“你说玄不玄，明明见他进去了，你堵门一抓，没了。”
“听说他会飞檐走壁，你上哪去抓？”
“抓什么？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抓着几个？也就是随便抓几个老百姓交差了事。”
王庸听到这些传奇的议论，或点头，或微笑，或跟着掺和几句，借机打听点消息。
就这样，王庸凭着机智和勇敢，时而以国民党要员的名义，时而以富商阔老板的派头，时而以外国巡捕探员的身份，置身龙潭虎穴，出入各种公开场所，与敌周旋，秘密地掩护着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敌人见面时都亲热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认定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陈赓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过程中，陈赓又把注意力放在打入敌特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上。
一天，特科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养山对他说起这样一件事：“我有一位好友名鲍君甫，与我同乡，自幼留学日本，交际很广，与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关系密切，杨剑虹投靠陈立夫的特务机关后，便要鲍君甫也来当国民党的侦探。鲍君甫不想投靠国民党右派，但又碍于好友的面子，不便一口回绝。那段时间，我正好住在他家，他便常与我谈心，谈及此，他很苦恼。”
陈赓听到这里，立即站起身来，对陈养山说道：“太好了，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
第二天，陈赓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信息，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的批准。
在陈养山的引荐下，陈赓与鲍君甫作了两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鲍君甫一开始还犹豫不决，听了陈赓的开导，激动地表示：愿意接受杨剑虹委派的差事，只要对人民有益，我鲍君甫都愿意干！
鲍君甫成为我党建立后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化名杨登瀛，与陈赓保持革线联系。
杨登瀛进入调查科以后，立即与国民党要员进行接触。在交际活动中，他时常捉襟见时，但又不好意思向陈赓说明。这情况很快被陈赓知道了，陈赓立即设法等到一笔巨款交给杨登瀛，随后又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福特小轿车，并派在苏联受过训练的连德生给他当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从此，杨登瀛俨然一幅阔老板的派头，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谈吐高雅，学识渊博，立即获得众人的好感，掌握了国民党大量机密，为我党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得力助手。
这天，杨登瀛路过英国租界，一英国巡捕迎了上来：“杨先生，我们探长要见你！”
这探长便是兰普逊。陈赓曾让杨登瀛送以重礼，因此兰普逊与杨登瀛关系非同异常。
未等杨登瀛进屋，兰普逊便迎了出来。两人一阵寒暄之后，兰普逊突然神秘地凑到杨跟前，悄声说道：“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法国巡捕房古邦探长自首，供出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浙江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罗亦农，他们还答应提供一份有三百多名中共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名单，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兰普逊又接着说：“我想我们既然是好朋友，我把这一消息先告诉你。
等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以后，还请杨先生在上海当局面前多美言几句，多付些酬劳给我们的探员，你看怎样？“
兰普逊说得轻松得意，杨登瀛听了却心惊肉跳。不过他很快便镇静下来，问道：“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来头不小，不知姓啥名谁？”
“我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都姓何，都在中央内部工作。”
两人又拉扯了一会。
从英国巡捕房出来后，杨登瀛即令连德生火速驱车赶去军委办事处。他一步跨进屋里，只见彭湃、陈赓等人都在座。
“君甫，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把你给急的！”彭湃说。
“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杨登瀛一口气把刚才兰普逊给他讲的情况说出来。
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叛徒到底是谁呢？大家一时也想不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克农说道：“临时中央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何家兴，他妻子叫贺芝华，会不会外国人‘何’、‘贺’发音不分，都以为姓何呢？”
经李克农一提醒，彭湃说：“对，何家兴夫妇都留学过苏联，回国后曾给罗亦农当秘书，他们还掌握了上海地下党员干部登记表，看来他俩的嫌疑最大。”
1928年4 月15日上午十时，罗亦农从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何家兴家里走出来，几个巡捕和便衣便扑了上去，罗亦农当场被捕。
第二天，上海中外报纸纷纷刊登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的消息。
得悉罗亦农被捕完全是何家兴夫妇事先与英巡捕房勾结谋划的，陈赓愤恨地说道：“必须立即行动，坚决惩处这一对叛徒，以免带来更大祸害！”
几天后，罗亦农同志英勇就义。
在罗亦农牺牲后的当晚深夜，在何家兴的住处附近，陈赓和李克农带领几个红队队员趁黑摸到何家门口，李克农带一个队员在一楼口警戒，陈赓带其他队员迅速上楼，破门而入。这时，何家兴从梦中惊醒，翻身下床，摸出手枪，刚想举枪，陈赓一挥手中驳壳枪，子弹连续发出，直射何家兴胸部、头部，何家兴当即倒在血泊中。其妻贺芝华钻到床底躲起来，也受重伤并打瞎一只眼睛。
与此同时，旅馆外面燃起震耳的鞭炮，掩护同志们安全撤离。这对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转眼到了1930年4 月。叛徒黄第洪秘密写信给蒋介石，信中称蒋介石为“蒋校长”，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并告密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址。陈立夫首先看到这封信，看过后立即批徐恩曾办，徐恩曾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杨登瀛，要杨登瀛到南京路邮局，与黄第洪接头。
杨登瀛迅速将这一情况通知陈赓，并转报中央。周恩来指示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特科组织人员进行调查。陈赓带领红队队员，迅速将这个叛徒秘密镇压，保护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1930年5 月。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周恩来把负责会议安全保卫工作的任务交给了陈赓。
如何保障大会的顺利召开？如何保障代表们的安全呢？陈赓接到任务后，陷入了沉思。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半点漏洞，都将危及代表们的安全。为此，他亲自前往英租界赫德里路进行侦察，然后找到杨登瀛，通过杨登赢的关系，他租下一幢四层的红楼，决定临时开设一家医院。
这是一所特殊的医院。经过精心构思、策划，陈赓派特科人员在一楼充当门房、帐房先生等职，并开设挂号窗口，负责接待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应付查电表、收水费电费等事宜，防止外人进入正楼。二楼、三楼是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则是举行大会的会议厅。一群年轻的特科红队队员充当起医生、护士。
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代表们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然后，陈赓派出特科人员，逐个将代表们作为“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