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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果达总是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时间。高尔基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用来唬弄外国游客的场面。例如，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犯组建的公社，这使高尔基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拟定的发言来欢迎高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犯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今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些热泪又向伴随他的内务部人员表明：他们已圆满地完成了亚果达交下的任务。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使高尔基不得空闲，亚果达让作家去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建设高潮”。高尔基还要主办《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此外，高尔基还参加了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工作，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果达的姻亲阿韦尔巴赫。总之，高尔基回到苏联后，一连数月，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只能沿着亚果达预先为他铺设的轨道，在一大群契卡人员和为内务部服务的青年作家的簇拥下转来转去，几乎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有一项任务：向作家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就和为斯大林唱赞歌。甚至连分配给他的花工、厨师等，也承担着一项义务：拿着似乎“刚刚”收到的农村亲友的来信，向作家夸赞农民们那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高尔基的这种处境，与一个外国公使毫无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外国公使有自己的秘密情报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个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各项事业的真实情况。高尔基却没有自己的情报员，所以，他只能满足于内务部派来的人所讲的一切。
亚果达知道高尔基很富有同情心，便为之准备了一项特殊活动：每年带他去视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作家汇报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基前去的契卡人员（通常都是颇有演员天赋的谢苗·菲林），总是手拿铅笔和笔记本，征询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头，就马上记下那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家就会提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犯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高尔基经常请这些“特赦犯”给他写信，讲述他们是如何开始新生活的。于是，亚果达的部下又多了一项任务：保证让高尔基收到这类信件，并通过这些信件向作家展现出一幅幅安居乐业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在高尔基面前，甚至连亚果达及其手下人也似乎成了心地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高尔基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悲剧：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尽管亚果达的人想方设法地淡化灾荒的程度，但高尔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开始发牢骚，并在同亚果达见面时，公开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这些现象他早就在国内发现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缄默不语。
不是一九三0 年就是一九三一年，苏联报刊上公布了一则枪毙四十八个人的消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罪行为。读罢这则消息，高尔基简直怒不可遏。他马上找到亚果达，抗议政府嫁祸于人，滥杀无辜。亚果达及其手下人广征博引，费尽口舌，高尔基仍然不相信这些人确实有罪。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高尔基接到来自国外的邀请，请他出席国际民主作家协会召开的大会。但亚果达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前去参加大会，因为该协会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议苏联不久前判处了许多人死刑。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警告污蔑诽谤者好自为之。
这件事，弄得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果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忍行为，但那是“家庭内部”的谈话，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尔基终于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加入该协会。他甚至还补充说，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可真是慷慨无比。人民委员会议专门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各企、事业争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苏维埃还宣布将市内最主要的街道特维尔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却没主动去与高尔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见这位大作家一两次，而且都是在重大节日之时，他要等高尔基主动迈出第一步，向他“靠拢”。斯大林了解高尔基的弱点，故意装成十分关心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样子，建议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员。但高尔基托口自己无管理才能，谢绝了这一建议。
当亚果达及其助手们确信高尔基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斯大林就吩咐亚果达去暗示这位名作家：他若能写上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众所周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两人私交很深。所以，斯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来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
为了让自己名垂青史，为了使世界驰名的俄罗斯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林有点急不及待了。他决定赐给高尔基最贵重的礼物和最高荣誉称号，以此来影响作家以后著书的内容和所谓的基调。
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高尔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奢望的桂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工业城市下诺夫戈罗德更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州也相应地改成了高尔基州。高尔基的名字还占据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尽管这座剧院得以创建和扬名世界并非由于高尔基的努力，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一丹琴科的功劳。斯大林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恩赐，克里姆林宫里都要召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宴席上。斯大林总要频频举杯，祝贺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朋友”。这一切，似乎证明斯大林一贯向内务部工作人员灌输的那一观点（“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明正确。然而，岁月在飞快地流逝，高尔基却始终没写有关斯大林的书。而且，从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创作计划上看，作家毫无为斯大林树碑立传之意。
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波格列宾斯基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那个因创办了两个劳改释放犯就业公社而闻名全国的老契卡，他同高尔基有着特别深厚的友谊。波格列宾斯基告诉我们，他刚从郊外的高尔基别墅回来。
“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无论我怎样劝高尔基，他总是一味地回避写书的事情。”阿格拉诺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肯定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了”。实际上，这只能怪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解，估计太不足了。
高尔基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一九三二年，他因自己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达。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回莫斯科。据我所知，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他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努启则或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不满。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有骨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营里服刑满两年。
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却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