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又发现了他。他们将他抓住，按遍全身，却没找到要找的文件。气得发狂的暗探们朝他一阵拳打脚踢，重重打伤了他的头部。
巴兰斯基担心自己会被打死在大街上，为了让人给苏联大使馆送个信，便用波兰语向行人呼救：“先生们，看呀，波兰警察在毒打苏联外交官！”他没喊几声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来时，已进了警察总局。巴兰斯基拒绝回答波兰反间谍机关负责人的提问，只是一再声明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要求立即放他出去。可是，直到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他才获得了自由。巴兰斯基回到苏联大使馆时，蓬头垢面，脑袋上缠满绷带，而且全被血浸透了。他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在波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被驱逐回莫斯科了。
巴兰斯基从波兰回到苏联后，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立即就他的行为向负责监督党员言行的最高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外交部谴责巴兰斯基在华沙期间涉足有波兰人参加的危险的间谍丑闻，导致了苏、波关系的恶化。亚果达的副手特里利谢尔深知巴兰斯基脾气暴躁，特地给他打招呼，要他“规规矩矩”地出席监委的听证会，并承认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有过火的行为。监委主席阿朗·索尔茨亲自主持了监委对巴兰斯基事件的听证会。他先是一声不吭，直到驻波兰大使奥博连斯基对巴兰斯基指控完毕之后，才突然开口道：“您这是在指控谁？要知道，这是一位在同敌人斗争时负了伤的红军战土！同志们，我提议，我们大家一块为巴兰斯基同志请领红旗勋章，以表彰他的功绩！”
结果，巴兰斯基真的荣获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军功章，而奥博连斯基大使却因中伤他而受到训斥。
波兰警察的毒打，严重地损坏了巴兰斯基的健康。回莫斯科不久，他就出现了部分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后来麻痹症状虽然医好，但他却从此成了个残废人。就是这样一个被波兰反间谍机关打成终身残废的侦察员，后来却被叶若夫宣布为波兰间谍，未经任何审讯，则就给枪毙了。斯大林和叶若夫都非常清楚，巴兰斯基根本就不是什么波兰间谍，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不可靠”：他在内务部有很多朋友，而从他们嘴里，他很可能了解到（肯定）已经了解到问莫斯科审判的内幕，其中包括斯大林下达给侦讯机关的指示。
大逮捕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各地的内务机关。仅仅在一九三七年里，被处决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就有三千多名。这部嗜血的绞肉机，同样吞噬了莫尔恰诺夫、阿格拉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以及莫斯科和各州的内务分局的全部领导人。只有亚果达本人还暂时没被枪毙。
对于这些“功臣”来讲，即使贪污了大笔公款，甚至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了人，顶多也只会被判徒刑。但他们却犯下了对当时的苏联来讲是最严重的“罪行”——了解斯大林的秘密。而这种罪就只能有一个结局——死刑。在内务部领导层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免遭这～结局。那就是秘密政工局副局长柳什科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中，柳什科夫给莫尔恰诺夫当过帮手。由于他同叶若夫私交很深，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都没被撤职，后来又被任命为远东内务分局局长。尽管如此，柳什科夫对自己的前程却非常清楚：斯大林已经消灭了几乎全部了解其罪行的危险的证人。到了远东之后，柳什科夫利用职务之便，当年夏天就投靠了日本人。偷越国境对他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整个远东边防部队都归他指挥。
一些到西班牙和法国来出差的内务部领导干部，还给我讲过许多被枪决的契卡人员的子女的悲惨命运。当父母被抓走，家门被查封之后，孩子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街头流浪儿。谁也不敢收留这些可怜的儿童，包括被捕者的朋友甚至近亲。这些孩子也不放回学校。因为作为“叛徒和特务的狗腿子”，他们不仅得不到学校领导和少先队组织在精神上的任何同情，反而会遭到同龄人的欺侮和殴打。不过，经常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多侮辱过他们的同学，自己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公敌”的子女，也开始尝受同样的痛苦。
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年代，儿童之间的关系，象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成人之间的关系。学生们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敌”作斗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正确”领会中央关于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他们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学之间的童贞之心，友谊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发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时代病：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大量自杀。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场悲剧。有四个契卡人员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被枪杀之后，从内务部其他工作人员家中偷出一技手枪，跑进莫斯科郊外普罗佐罗夫森林去集体自杀。枪声和孩子们的哀号声惊动了附近一位铁路工人。他冲进森林，从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手中夺下了手枪。这时，两个身负重伤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挣扎，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一个重伤者的妹妹）则伏在草地上号啕大哭。他们身旁扔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们在信中请求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查出并严惩那些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他们还写道：“我们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可是人民的敌人——无耻的托洛茨基分子却为此杀害了他们”然而，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孩子们真的知道吗？
斯大林秘书处曾收到过数十封这类控告信。它们全被转到内务部，并附有批示：将这些小控告者赶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让儿童流泪的地方！不得让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看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然而，许多走投无路的孩子还没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会集团“收留”了。这能怪他们吗？当他们被冷漠无情或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拒请门外之时，他们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样无家可归的，却能对他们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后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时候强行搞集体化的“副产品”。黑社会集团总是先将“新成员”身上的衣服、手表等值钱的东西作为“入团费”搜刮一空，然后将自己的手艺——盗窃技术传授给他们。
在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间，女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就给我讲过一个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红军侦察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紧接着就双双被枪决了。在调去侦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多年，并多次出国，协助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完成过许多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因此，卡林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林夫妇的独生女儿（父母被捕时，她才十三岁）也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的女儿是好朋友。
卡林夫妇被捕之后，一个“叶若夫的人”就强占了他们的公寓。他们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去投靠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你应该理解我，”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对我解释说，“我爱这个孩子，而且不亚于爱我自己的女儿。她在困难中来找我，是把我当父亲看待呀！可我能冒险将她留下吗？开始，我实在不忍心把她打发走。我和妻子尽量安慰了她一番，并让她住下了。夜里，她好几次从床上跳起，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叶若夫的秘书波皮罗，把这事儿告诉了他。他说：‘实际上，你的处境很微妙哇，应该另想办法不管怎么说，不值得收留她我对你的忠告是：设法打发她走。’”
“波皮罗的所谓忠告”，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继续对我讲道，“实际上就是一道命令，要我赶紧把孩子赶出去。我妻子回想起卡林夫妇在萨拉托夫有几家亲戚，于是，我们给了孩子一些钱，为她买了火车票，把她打发到萨拉托夫去了。她走后。我一直不敢正视我女儿的眼睛，加上我妻子又整天哭个不停，我只好尽量少呆在家里
两个月后，卡林的女儿又回到了莫斯科。她来找我们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眼里充满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丝毫的孩子气了。她对我说：‘我已向检察院送了申诉。要求他们让占我们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这是一位在萨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这样做的一“我还去过原来那所学校的少先队组织，’姑娘继续说。“领到了一份关于我两年前入过队的证明。但少先队辅导员硬要我先去参加少先队的会议，要我在会上表个态，声明自己完全拥护枪毙我父母亲的做法。我去了，我说。如果我父母亲真是间谍，那就应该被枪毙。可是队员们还要我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间谍和人民的敌人。我没法，只好说了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谎言！我爸爸妈妈是最诚实的人。而枪毙他们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间谍！’她咬牙切齿地说完了这番话。姑娘拒绝在我们家吃饭，也不要我们给的钱。
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大会小会上，报刊广播里却在大肆赞颂“斯大林的人道主义时代”。谁能知道，在“斯大林最关心人民”和“斯大林无微不至地爱护儿童”等颂歌下面，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哀号，在悲泣
要消灭驻国外的契卡干部，显然比逮捕国内的人员要困难得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先骗回苏联。
诱骗驻外的内务部人员回国，必须特别讲究策略。要知道。国内的清洗浪潮，国外的契卡人员早有所闻，他们不得不权衡自己的命运。再说，如果逼得这些人拒绝回国，他们就可能向西方各国揭发内务部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