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身穿制服和晚礼服，太太们穿着晚会长裙或是小歌剧演员的那种套装，在爵士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许多太太都戴着面具，身穿十分花俏的歌剧装。这些服装是斯卢茨基特地从莫斯科大剧院为她们借来的。桌子上堆满了香槟、甜酒和伏特加。欢叫声。狂笑声、不时地压过乐曲。一个边防军上校心醉神迷地高吼道：“这才是生活呀；伙计们！为我们这幸福的降临，感谢斯大林吧！”
晚会主持人发现了我和别尔曼，顿时高叫道：“让他们来评评吧！这两位是到欧洲的常客。”接着，他转身对我们继续说道：“请坦率地讲讲，你们在巴黎成是柏林见过这种场面吗？那里的什么伯爵夫人，公爵太太，我统统瞧不起！”
我们只得点头称是，说外事分局举办的这个舞会。远远胜过我们有幸在欧洲见识过的任何舞会。斯卢茨基顿时满面生辉，为我们两个各斟上了一杯香槟。米隆洛夫恰好也坐在桌旁。他大声说道：“没话说的、你完全能成为一个巴黎高级妓院的呱呱叫的老板！”
真的、那个角色对斯卢茨基说来，远比他当苏联间谍机关的头头合适，更胜于他这三年当上的内务部党委书记。
舞池里闷得很，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俱乐部正对面，是内务部那阴森森的、自下而上嵌有黑色花岗石的大楼。就在这花岗石大墙后的一间间囚室里，成了斯大林人质的那些列宁的亲密战友们，正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和别尔曼徘徊在莫斯科市内灯光晦暗的街道上。我想到了恰尔一瓦加尼扬，而别尔曼却象请到了我头脑里所想的，突然对我说道：“我脑子里总出现帖尔一瓦加尼扬的模样。真了不起，多么有思想的一个人呀。可惜，他和反对派牵扯上了，落得受这场罪。他真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他一心只想着革命的命运和一个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有无权利在那些要求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名，”说到这里，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们刚才在俱乐部碰见的那些人为革命立下的功劳，远不及帕尔一瓦加尼扬的百分之一。我时常惋惜自己，怎么会料理到了这桩案子。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值得庆幸，他至少没落到切尔托克那种坏蛋手里。”别尔曼沉默了一阵，又以另一种不那么沮丧的语气说道：“假如您能听到他怎样称呼我就好了：最亲爱的别一尔一曼！”
我从他的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别尔曼对帕尔一瓦加尼杨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策略。他的确不知道要他的受审人做什么好。是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呢，还是拒绝签字。因此，他没对他施加压力。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抵抗时，别尔曼倾向于认为，帕尔～瓦加尼扬不愿在公然捏造的供词上签字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在得知斯大林已经诚恳地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不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意出庭“坦白”的事情之后，别尔曼就改变了看法，认为他的受审人还是效法他们签字为好。他一个劲地劝帕尔一瓦加尼扬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并带着这些供诉出庭。在受审的这段时间里，帕尔一瓦加尼扬己对别尔曼产生了信任，因此他认为别尔曼这一反常态的作法并不是什么协讯手段。再说，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党务活动家都已出庭去为斯大林撒谎害人。他帕尔一瓦加尼扬再为党和革命的名誉会遭到毁坏而担心，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就这样投降了。
他在“供诉”上签过字后。别尔曼说道：
“这就好了！任何反抗都是没用的。最主要的是保持住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再过几年，我想我还会看到您在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战斗！”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一瓦加尼扬回答道，“您好象还不完全理解我。我丝毫不想再回到什么重要岗位上。既然我自以为为之活着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党已强迫我在这个东西上签了字，那我也就再也不想当一名党员了。今天，我真羡慕那些最落后的非党群众。”
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线辛斯基开始从内务部接手案子和被告人。“交接”程序是这样的：被告被押到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维辛斯基在那里当着内务部头头们的面，向被告人提问。他们是否承认供诉属实，是否在审讯时已签过字。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过场走完之后，被告又被送回狱中，仍旧由那些曾经审问过他们的内务部侦讯人员看管。
但在把帕尔一瓦加尼扬“移交”给维辛斯基时，却出现了一件很大的意外。被告人被带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那里除办公室主人之外，还有维辛斯基、莫尔恰诺夫和别尔曼。在回答维辛斯基那一套问题时，帕尔一瓦加尼扬鄙视地盯了对方一眼，说道。“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曾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帕尔一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周在场的人，然后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啊，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你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这一越轨之举，使亚果达和内务部的全部头头们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尽管维辛斯基常常在内务部头头们面前溜须拍马，可这里的人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内。
第十一章 叶若夫报复安娜·阿尔库斯
因“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关联合总部”一案而被捕的人里面，有个名叫安娜·阿尔库斯的妇女。这是个既有魅力又有教养的女人，曾是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妻子。蚱蘩胍熘螅剿甑亩郎粼诎材壬肀摺２痪弥螅窭昀镉氪笙吩旱闹爬傥柩菰币晾蚪阆瓤平崃嘶椋材热醇薷瞬┎祭镄环蛞荒谖癫坷镆桓龈闪返墓ぷ魅嗽保箍剖φ未χ魅巍Ｗ魑蹩ㄈ嗽钡钠拮樱崾读诵矶唷盎亍绷斓迹氩┎祭镄环虻睦嫌阉孤幕患姨乇鹨谩０材取ぐ⒍馑沟恼庾橐鏊淙灰裁怀中嗑茫肽谖癫颗笥衙堑挠押霉叵等匆恢北３窒氯ァ５谝桓稣煞蛞彩背？犊匕镏妥约旱男∨？
一九三六年夏天，安娜·阿尔库斯的朋友们吃惊地获悉，亚果达在签发拘票，准备逮捕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时，竟下令将她也抓起来。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想不通，把一个与党、与政治都毫无牵连的女人抓起来与审判列宁的老战友有什么联系。
安娜·阿尔库斯是在莫斯科郊外国家银行高级职员疗养所里被捕的。当时，她正带着已年满五岁多的女儿在那里度假。安娜·阿尔库斯觉得自己无任何罪过，同时又并不特别害怕内务部“机关” ， 因为她有许多朋友都在那里面工作，所以，“她对眼前发生的事，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感到吃惊。她以为这是误会，待事情一弄清楚就会被放出来，所以就把女儿暂时托付给一位银行领导的夫人。
得知安娜·阿尔库斯被捕后，斯卢茨基马上就去找一手负责审判准备工作的莫尔恰诺夫了解情况。莫尔恰诺夫告诉他，说这个名字是由叶若夫亲自写上黑名单的。他还把安娜的前夫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后者是国家银行国外分行的领导人。斯卢茨基一下子就意识到；叶若夫大概是想给他安上个以外汇援助托洛茨基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逮捕安娜·阿尔库斯，肯定是为了向她的前夫施加压力。
安娜·阿尔库斯的案子由内务部里一个颇有名气的工作人员C 某料理。她的唯一罪名是由赖因霍尔德供诉中的一句话构成的。他硬说自己与“莫斯科恐怖小组”的另两个成员皮尔克和格利戈里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在安娜的住宅里开过秘密会议。
侦讯员C 某对斯大林搞审判的目的和内务部取供的各种手段都十分了解，所以不大相信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然而，他认为自己必须正式地进行审讯。第一次审问时，他要求安娜·阿尔库斯说出从一九三三年起所有到过她家的人的姓名。但安娜发现他打算作记录时，马上就住口不说了，而且问他在审讯记录上记下这样一份名单是否妥当，因为她的客人有些是名气很大的人物——有内务部领导，甚至还有中央委员。为了举例，她说出了斯卢茨基夫妇、一个名气不小的检察长和其他一些人。
她所有的朋友，好象是经过批选似的，或者是著名的党员，或者是苏联人民委员部的大人物，所以安娜此时搞不清楚，结识这些人怎么会给她带来灾祸。但是，她后来终于想起了一桩事：曾经有个显要人物把她的一个朋友叫做“两面派”。不过，那很可能是由于嫉妒。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晚上，尼古拉·叶若夫从中央带了一个外交官的戈莫洛夫一道到她家来玩。当时在她家的客人中有个姓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朋友，曾是苏联驻伊朗的商务参赞。后来，叶若夫在告辞时突然问安娜怎么在自己家中招待象皮亚季戈尔斯基这样的“两面派”。她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便反唇相讥地说道。“既然皮亚季戈尔斯基是两面派，那您为啥还把他留在党内，为啥政府还要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叶若夫大发雷霆，骂她是庸俗的小市民。安娜也火冒三丈。她声称：“我的朋友，全是正派人！而您的那位知心朋友科纳尔，却是个波兰间谍！”
她指的是波兰大间谍波列修克。一九二0 年，波兰间谍机关把一个阵亡红军战士的党证交给他，然后就把他派到苏联。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科纳尔”成功地爬上了苏联官僚机关的最上层，成了农业部副人民委员。
“科纳尔”与叶若夫是挚友，而且，正是叶若夫帮他窃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这已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