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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是从一件乍看似乎无罪的小事开始的如果你们有一天走错了路，犯了错误，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么就正如公诉人昨天所说的那样，你们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堕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们现在这样。”
被告罗森霍尔茨的一席话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胁；“谁若稍微偏离了党的总路线，他的下场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的！”
斯大林在确定审判闹剧的台词时，抑制不住自我吹嘘的狂热冲动。正因此。每一个演员自然就会在审判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爱与憎、理智和感情。
为此， 维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诉词装点上大量的赞词， 诸如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爱的”等等。有一次，他是这样结束发言的：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率领下，沿着一扫旧时代残渣余孽的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产主义！”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无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类的希望！他是伟大的创造者！”另一个被告罗森霍尔茨则高呼。“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不屈不饶、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光荣传统万岁！让我们继承这独一无二的光荣传统。在斯大林领导下走向光辉的未来！”
辩护律师也不甘落在检察长和被告们的后面。律师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说道：“谈到有人阴谋反对斯大林的领导，那么我要说，一亿七千万人民将为保护自己的领袖而筑起爱戴、尊敬和忠诚的铜墙铁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远永远也攻不破！”
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宣传口号和自我吹嘘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审判！
每一个阅读过或者哪怕是浏览过莫斯科审判正式速记记录的人，大概都已发觉，这些记录锋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别仇视托洛茨基。这种仇恨，在一九二九年一托洛茨基被驱赶到国外之后，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长莫及之后，变得更加疯狂。
由于不能把这个参加过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与列宁的其他老战友同时处死，斯大林只得强迫莫斯科审判的全体参加者——被告人、检察长和律师，把托洛茨基骂得狗血淋头，把他定为罪魁祸首、道德败坏者，以此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
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斯大林凭空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说这张网是从丹麦、法国和挪威伸向苏联的。因为托洛茨基曾在这几个国家居住过。
斯大林胡诌托洛茨基与“反革命地下组织”之间有两种联系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离开苏联专程前去向他汇报工作和接受新的指令。
我们已经知道，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都无法出示一封所谓的“秘密信件”，尽管他说这种通信持续了好几年。更何况法庭所要证明的是“阴谋家们”的的确确与托洛茨基多次，而不是一次的秘密碰头。为了使这一说法站住脚，内务部领导授意哥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三名被告，要他们在审判厅内坦白罪，说自己曾分别于不同时间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从他那里接受了给地下组织的命令。斯大林想，这三名被告的口供出来后就会变成钢鞭材料，必定收效不小。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斯大林的预料，这几次与托洛茨基会面的所有重要细节，统统经受不起任何推敲。这样一来，三名被告有关与托洛茨基会面的“口供”，就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效用。
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惨遭失败，其原因非常清楚。托洛茨基自从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后，一直侨居国外。因此，他只有在国外才能与阴谋分子们见面。斯大林被捏造这些会面的念头迷住了心窍，居然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内务部的权力还没扩展到国外，它无法剥夺外国澄清事实、查明真象的权力。要在这种情形下导演一出以“阴谋者”与托洛茨基会面为背景的审判闹剧少无疑要担负天大的风险。
果然，一场揭露斯大林谣言的运动在西方展开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秘密地在那里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会面，并按阴谋组织内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将一些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他转送托洛茨基。第二论会面时，谢多夫建议哥尔茨曼同他一道去见住在哥本哈根的托伦茨基。
“我当时就同意了”，哥尔茨曼在法庭上供认道，“但我提醒他，为了不招人耳目，我们不能两人同行。我和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饭店，并在那里与他见面。我离开车站后便直奔饭店，在登记处见到了谢多夫。十时左右，我们就动身去见托洛茨基。”
哥尔茨曼还承认道，托洛茨基告诉他：“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当哥尔茨曼的供诉见报后，托洛茨基马上声明那全是谎言，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要求。让他们问问哥尔茨曼，他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进入丹麦的。
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向哥尔茨曼提这些问题。他知道，丹麦当局对所有入境的外国人都要进行检查，把名字和身份登记下来，所以，维辛斯基担心西方记者会在丹麦四处查讯。那样一来，整个谎言就将昭然若揭。同时，哥尔茨曼的供诉对于整个审判又非常重要。它是对其他被告起诉的依据。起诉书说（后来的判决书又对此予以肯定），这些被告是恐怖活动的实施者，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给他们发出的命今，正是通过哥尔茨曼转达的。
法庭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哥尔茨曼也不例外。一九三六年八年二十五日，即作出判决的第二天，这些被告就被枪决了。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象常言所说的那样。“死无对证”。斯大林和维辛斯基以为，他们的审判闹剧将因此而成为永世不解之谜，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九月一日（枪决“阴谋分子”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 ），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就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可是哥尔茨曼却说，他在一九三二年在那里与谢多夫碰头，尔后又一起从那里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这怎么可能呢？
全世界各大新闻社立即转载了这一重要消息。各方面的人士，无论是敌人还是疑惑不解的朋友，纷纷向莫斯科质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斯大林对此始终保持沉默。
在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组在仔细研究过“哥本哈根事件”的事实材料之后，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事实证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不复存在。因此，哥尔茨曼显然不可能与谢多夫在这家饭店里见面。可是他却声称。他与谢多夫约定，他要在这家饭店“住下”并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而且说，这次会面确实是在这家饭店的登记处进行的”
“我们有权肯定哥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有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哥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尔茨曼的“供诉”之外，该专门小组还绝对淮确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这段时间里，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约翰·琼组织的这样一个未经国家授权、不能查阅国家档案并不能雇佣私人侦探的专门小组，能收集到如此众多而又不可争辩的证据，的确十分不容易。这些证据主要是涉及谢多夫与哥尔茨曼会面的。在此，我仅引用两条证据。
第一条，是当时在柏林最高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这就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
第二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私信。这些信不可置辩地证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的确确在柏林。下面就是他父母快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了，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即谢谢多娃·托洛茨卡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局的邮戳：“埃斯堡、三二年十二月三日。”谢多娃·托洛获卡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结尾时她说：“我仍旧盼望出现奇迹，让我能同你在此见一面。”
斯大林得知丹麦报纸报导了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已不存在的消息后，简直气疯了：“真见鬼。你们怎么想出这么个饭店。应该说他们在车站见的面。车站是拆不掉的！”
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进行调查、查出是哪些内务部人员如此粗心，使得整个审判威信扫地，并要求亚果达把名单报上去。亚果达怀着一线扭转败局的希望，立即将内务部外事局一个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了哥本哈根，要他在现场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