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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信的记载，张无忌大概在1358年八月带着赵敏秘密来到濠州视察，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囚禁了他的主帅韩林儿，篡夺了明教东部军团的最高统治权。面对政治生命即将被断送的前景，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大胆之极的冒险。当天夜里，朱元璋以宴请张无忌的名义，用药物将他迷晕。晕倒的张无忌和赵敏在黎明时被放入马车中，由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驾车，而朱元璋率领心腹部将大张旗鼓送到城外，造成已经教主离开濠州，前往应天视察的假象。在廖永忠“护送”张无忌和韩林儿的路途中，当他们乘船渡过扬子江时，船意外倾覆，导致张无忌和韩林儿一起被溺死在扬子江中，而或许在此之前很久这位武术大师已经被杀。这次谋杀的细节永远是个谜。在这件事情几年后被披露时，朱元璋已经拥有了无可动摇的实力，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廖永忠没有保护教主周全，不久后又借机处死了这位知情者。
同张无忌一起被俘虏的赵敏则由于其特殊身份长期被秘密囚禁，朱元璋利用她做诱饵，命令诈降的田丰等人刺杀了察罕帖木儿。在明朝建立后的1371年，为了笼络她的哥哥扩廓帖木儿，33岁的赵敏被迫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爽。1396年，当朱爽死后，赵敏被迫殉葬，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张无忌的意外死去延缓了但没有中断明教日益壮大的政治事业。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张无忌和明教中枢并不实际掌握军权，他的消失仅仅是打击了明教徒的士气，却并未使他们变成一团散沙。朱元璋对张无忌的暗杀当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当时这一罪行被揭露，他将被愤怒的教众撕成碎片。但只要这一点能够保证机密，张无忌的死绝不会妨碍朱元璋安享数十万军队的效忠。
为了掩盖张无忌的死亡——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武术造诣，没有人相信他会自然死亡或战死——朱元璋伪造了张无忌的书信，声称将放弃教主之位而和赵敏隐居，并将这一职位传给杨逍。这是遵循一位老学者的教诲：“高高地筑起城墙，广泛地囤积粮食，但是暂时不要竞争教主。”朱元璋此时的声望和实力还不足以参与教主的竞争，但他无疑很清楚，除了张无忌，没有人能够坐稳这个位置，而杨逍的无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教主之位的另一个竞争者韦一笑甚至比杨逍更不适合。若干年后，当实力足够壮大时，这一圣冠必将戴在自己的头上，届时它将变成一顶真正的皇冠。现在，身为殷天正死后明教最大的军队领袖，朱元璋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到来。
Chapter XIII From Manichaeism to MingEmpire（1358…1368）
第十三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
1358年八月十五日，蝴蝶谷大公会议后整整一年，仍然是在蝴蝶谷，杨逍在少数几个将领的簇拥下举行了冷清的继位典礼。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寿辉的统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野心勃勃的徐寿辉对杨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陈友谅，而且赋予他举足轻重的权力。徐寿辉试图通过笼络陈友谅掌握成昆残余的关系网，但他的努力只是让陈友谅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1359年底，陈友谅囚禁了徐寿辉，成为天完政权真正的主宰。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不肯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另一名元老范遥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扔下数万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讥笑为“范跑者（Fan the Runner）”，此后范遥销声匿迹，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终结。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这使他在名义上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对藩臣的地位——如果后二者肯承认他的地位的话。但陈友谅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教主，尽管既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也没有教义上的依据。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〤hin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
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但朱元璋并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参谋告诉他要“暂缓自称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证明为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与明玉珍和陈友谅这样出色的武术家相比，朱元璋的武术造诣相当平庸。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但朱元璋仍然极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在明教分裂后，已经决定同明教联盟的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令净衣派向他效忠。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相争的峨嵋，在其根据地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峨嵋派掌门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他们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帮的时候就有秘密的勾结。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