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这怎么能不出事情？事到如今，你们通不管，我也懒得管了。随便闹到哪里算哪里吧。可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得好好跟阿榕说清楚，别当那什么共产，什么主义，都是好玩的东西，看见它就像看见了蜜糖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惹来杀身之祸！”这场谈话，就算得了这样的结果。
过不几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陈文娣就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陈文娣回陈家。白天，周榕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去工作，学校来请他回去教书，他只推不得闲，仍然请人代课；陈文娣还是回兴华商行当她的会计。晚上，有时两个人逛逛街，看看电影，有时就不回家，到旅馆去开开房间。对于结婚，请客，以后怎么办等等问题，两家都绝口不提。亲戚朋友的、社会上的舆论都来了。大家认为这是“新样”，推测共产党结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老年人看见他们，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背过脸去就笑。或者等他们走远了，就感慨万端地说：“什么？如今民国了，革命了，什么都不对版了！”年轻人用惊奇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老是追问他们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样，对他们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听各种流言飞语听得太多，陈文雄觉着面子实在下不去，就有点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春”茶室去喝早茶，准备把他父亲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他们跑上楼去，找了一个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毛寿眉茶，一盅精制的蟹爪水仙茶，叫了许多的虾饺、粉果、玫瑰酥、鸡蛋盏之类的美点，一面吃，一面谈。陈文雄绕了许多弯子，才谈到正题上，说：“你们的纯洁和勇气，按‘五四’精神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组织家庭的问题呢？你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榕没有立刻回答。陈文雄掏出一个美国制造的金属香烟盒子，抽出一支特别为客人准备的“三炮台”香烟，递了给他。周榕吸着烟，把房间四周那些镶嵌蓝色字画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门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是呀，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不是社会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你说是么？”陈文雄说：“是倒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可是与其弄得社会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将就着点儿更好。”周榕说：“是喽，是喽。我承认你这种观点。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些。”说到这里，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正沉闷着，忽然有一个青年男子推开门走了进来，一面走，一面大声说：“我当你们躲到哪里去，原来在这里！好呀，喝茶都不打个招呼呀！”原来是何守仁，开茶坐下之后，又添了许多点心，话头也就跟着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何守仁兴高采烈地开头道：“老周，你知道么？世界变了！”陈文雄阴沉地微笑着。周榕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倒是怎么个变法？”何守仁说：“变化太大了。共产党飞扬跋扈的时代过去了。人家把他赶下了指挥台。他以后如果想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他就得乖乖地听别人指挥。就是这么一回事！”周榕做人，一向和气，这时也按捺不住，就挖苦他一句道：“按那么说，看来该轮着国家主义派上台指挥了。”何守仁冷笑一声道：“那也不一定，共产党下台是无可挽回的了。红肿得太厉害了，就该收敛一下。这也是天理人情。除非他退出国民革命，否则他就得去其私心，听从指挥。”陈文雄插进一句道：“老何讲的话，不是全没道理的，这是目下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周榕感到势孤，就说：“这我也知道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说，政治上谁对，谁就是指挥；谁不对，谁就得听指挥。这不是很公道的么？”他说完，拿眼睛望着陈文雄，好像向他求援。陈文雄也有他的风度。他只是笑笑地不做声。何守仁把桌面上的点心通通吃光之后，又喝了一口茶，才说：“这样看，还不准确。应该是谁指挥，谁就对；谁听指挥，谁就不对！至于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政见，哪个对，哪个不对；甚至托洛斯基派和斯大林派也好，西山会议派和东山会议派也好，他们的政见，谁对、谁不对，我都抱着超然主义。”陈文雄是第一讲求效率的。他看见这样尽倒缠没有味道，就看了一看手表，推说有事，起身会账。
陈文雄也是真有事儿。他从玉醪春出来，坐着人力车，到处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广州城。看看快到十一点钟，他又坐着人力车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区第十饭堂。这座饭堂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敞厅，能摆八九十张方桌子，每顿饭分三批，能容两千多人吃饭。它的前身本是一间茶居，后来因为债务纠葛，被法院封闭了，又由罢工委员会出面借来使用的。这里除了大厅之外，还有两三个工人住房。罢工委员会的苏兆征委员长，也经常来这里吃饭。饭前饭后，他有时也约了一些人到那工人住房里谈话，了解情况。约莫到十一点半钟，陈文雄来到了东区第十饭堂。他一直走进靠南边那间工人住房，苏兆征委员长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便站起来和他握手，给他倒茶、让座。苏兆征是一个英俊、和气、中等身材、尖尖嘴脸的年轻人。头上梳着从左边分拨的西装，身上穿着燕黄｜色的中山装。陈文雄望着他那高高的颧骨和那双深深的眼睛，觉着从眼窝里闪射出一种热情而坚定的光辉，今他肃然起敬，令他不好意思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但是踌躇了一下，他还是说了。他说，“苏大哥，我真难开口。我这个代表当不下去了。人家都不听我的笛子了。罢工罢了十个月，沙面这边的工友都疲了，支持不下去了。我看最好把香港的问题和广州的问题分开，让我们和沙面当局先谈判，条件如果可以，就先复工。我看这样做法是聪明的。”那香港海员的脸上变得有点紧张。他习惯地用左手摸着眉毛，在陈文雄的脸上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就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反而平静下来了。他说：“好吧。如果你们都已经决定走这步棋，那就提到委员会上作最后的讨论吧。对于你们这个问题，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七、八次了。”陈文雄垂着头说：“但是如果委员会做出了不符合大家愿望的决定，请苏大哥你另外派人去解释。我解释不了。我这个罢工工人代表反正是要辞职了！”苏兆征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用力抓住他的肩膀，勉励他道：“不要紧，老陈，为难什么呢？罢工总是这样子的：越到后来越困难，越困难，就越接近胜利。你们如果有好条件，先复工就是胜利，有什么不好？香港的工友是说得清楚的，不会误会你们拆台。可是你们也不要投降。如果向帝国主义投降，那就是分裂，那就会成为广州工友历史上的瑕疵！”
他们在工人住房里谈论，大厅上靠东南角也有几个人在一面吃饭，一面谈论。这一桌人离苏兆征和陈文雄谈话的房间不远，坐着八个位子。他们是香港海员麦荣，香港电车工人何锦成，香港洋务女工章虾，沙面洋务女工黄群，香港印刷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游艺部的干事周炳，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工人，看来也像是香港回来的。先是麦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道：“喂，老朋友，我刚才听见别人讲，沙面的工友要单独复工了。黄群，你怎么说？洪伟，你又怎么说？”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大家都乱哄哄地骚动起来，连附近几张桌子的人听见了，都连忙走过来打听，并且大声叫骂。一时情况非常恶劣。香港印刷工人古滔头脑比较冷静，他看见群情汹涌，就安慰大家说：“大家先别吵，咱们不是有罢工委员会么？咱们不是有代表大会么？咱们这一桌上就有四个代表：麦荣、黄群、洪伟，还有我。代表大会一定会做出决定的。大家信任咱们！别乱嚷！事情还没弄清楚，还不知是真是假，先不要中了敌人挑拨离间的诡计！”黄群接着就说：“我是沙面做洋务的，我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只怕是谁胡诌出来的！”洪伟也是在沙面做洋务的，他站起来，热情地挥着手臂说：“这倒不一定是假话！这倒不一定是假话！咱们要谨慎提防。我也听到一点风声了。谁要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我一定反对到底！”香港洋务女工章虾气愤不过地摔下饭碗，怨天尤人地说：“真没良心，真没良心！谁不是养儿育女的？干这号没天理的事，不怕雷公劈！我们回来错了。天没眼，我们回来错了！”说得直想哭。性子刚直的香港电车工人何锦成早就气得胀红了脸，跳起来说：“咱们的纠察队呢？咱们的纠察队哪里去了？咱们的纠察队应该封锁沙面。谁要去复工，咱们就把他抓起来！”老成持重的香港海员麦荣正说着：“何锦成，你安静一点吧。你不做声又没人会说你哑巴！”可是人们早哄起来了。大家嚷道：“对呀，对呀！把那些狗东西封锁起来，抓起来！”他们桌子上那个不知姓名的人辟啪一声站了起来，直着嗓子叫嚷道：“我们都错了！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看广州的小子们对我们多好！我们不是人！我们的心不是肉做的！打呀！谁敢破坏罢工，我们就打！打死一命偿一命！”这个人这么一嚷，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拍起桌子，什么地方有人砸了凳子，什么地方有人砸了饭碗……砰啷一声，登时乱将起来。
苏兆征委员长正好和陈文雄谈完，送他出来。陈文雄低着脑袋，眼睛不望人，在愤激不安的人群当中穿过，像一只胆小的兔子一样。周炳看见情况不对，就站上凳子，用那已经开始变粗发沙的青年嗓子大声说：“各位工友，各位工友！安静些，安静些！”这大个儿小伙子站得那么高，大家伙儿都立刻认出是《雨过天青》里面的英雄人物，不知他有什么要说，就静了下来。周炳又开口道：“现在事情还没弄清楚，大家不要忙。怕的是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