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2月27日踏上了归国路程。许慧君说，我是1948年去的，在国内时受家庭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我弟弟就是地下党，在上海坐过牢。到美国后，我也常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就是在那里和朱光亚谈上了恋爱。朱光亚早就决定要回国了，在他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之前，就已经做准备了。我们一起商量，他先回去，因为我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学位，稍后再动身。所以，他2月份拿到学位之后，随即就动身了。走之前，他和其他人写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当时有52个人签名，我记得是在密歇根大学里边起草边讨论的。这之后，我的学位一到手，也在6月份上船回国，在船上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心想再晚一些，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950年3月，朱光亚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光学兼普通物理。1952年4月，朱光亚穿上志愿军军装，和其他学者专家一起从北京秘密出发，跨过了鸭绿江。一路上，战火纷飞，他们乘坐的苏制敞篷大卡车在沿途要不停地躲避敌机轰炸，这使他又不禁记起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景，他那时还常常背着自己的师母（吴大猷夫人）跑警报，华罗庚教授有一次在城墙根就被轰炸得埋在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扒拉出来。多少年来，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挨日本鬼子的枪炮，受美国人的轰炸封锁，朱光亚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美军进行较量的无数个场合，朱光亚作为翻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也清楚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检测美国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也就在与美国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他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儿。
1957年，朱光亚秘密调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亚调到九所任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始了真正的原子弹秘密历程。当时，胡干达是九所的秘书，除了为其他几位领导服务，也还要负责朱光亚平时的生活和安全。
胡干达说，我们刚分配到二机部的时候，宋任穷在欢迎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下去检查工作，领导干部给我汇报，我不听成绩，就看有什么问题。他有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你这个单位出现什么问题你都讲不出来，证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穷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后来我分到九局，开始大概几十个人，郭英会给我们讲了讲，他说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给周总理当过军事秘书。我们这个单位保密比中南海还严，但工作性质他没有讲。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报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报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第67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样给刘杰汇报以后，通过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院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关系先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还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院里来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时候星期五回去，有时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干脆关系也转过去算了。朱先生刚来的时候，郭英会叫我给他安排好生活，郭英会交代说，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吴际霖把我叫过去，说新到一个领导同志，副所长朱光亚，我说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个好传统，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跟大专家争论。那时候经常要讨论问题，天天谈到很晚，有时太晚了，我还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后我才能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他起来以后我才能起来。他的习惯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对晚一点儿，我过去的习惯是早起早睡，现在我只好服从朱先生的生活节奏了。有段时间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儿，因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我给他把洗脸水弄好以后就睡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过话。后来因为北京经常刮风，有两天我没有擦桌子，朱先生说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土啊？因为朱先生很爱干净。我就解释了一下，说这两天比较忙。他很和气很婉转地说，擦这个桌子的时间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后来经常要擦一到两遍。冬天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一件志愿军的棉服，我就问，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鲜参加过志愿军？他就给我讲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主要负责秘书处的英文翻译。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