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它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以上所述是我们的主要失误。它们虽然被分别列举，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着。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或转化为其它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
指出这些失误，可以令我们看清越南的教训，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应用它们来审视冷战后的世界。
虽然，从八十年代中以来已经出现了冷战即将结束的明显迹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校正它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时，却都行动得十分迟缓。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他们还没有看清楚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车臣、索马里、海地、苏丹、布隆迪、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出现的骚乱，这一切似乎使人们看到，在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是在国内的不同集团之间，还是在延伸的国界之间，都仍会存在冲突。宗教间、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将继续下去，民族主义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革命将会爆发。超越政治分野的历史性争端也将持续下去。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悬殊将由于技术、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布而不断扩大。从冷战开始前就长期存在的第三世界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们演变为前苏联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状态，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引发了一百二十五次战争，导致第三世界四千万人的死亡。
在这些方面，将来的世界不会与过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别，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战后的年代里，美国拥有权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威，用我们的选择来塑造世界。在下一个世纪中，这将绝无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人们希望，它也能承担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责任。同样，人们也希望西欧能担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联合必然会随之出现（尽管有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反对），这将加强西欧在世界政治中的实力。
到下个世纪中叶，几个过去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将会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从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将拥有十六亿人口，尼日利亚和巴西的人口将分别达到四亿和三亿。如果中国在二○○○年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并在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一个并非惊人但却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的话，它的十六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富裕水平——西欧二十世纪中叶的水平。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西欧、日本和俄国。那将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强国。当然，这些数字并不很精确，引证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强调我们面前即将出现的巨大变化。
美国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会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须修正它的对外政策和防务计划，以便适应逐渐变化的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显而易见，无论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看起来至少会有五个：中国、欧洲、日本、俄国和美国——还是在超级大国与其它国家之间，都需要发展一种新的关系。
很多政治理论家，特别是那些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预言，世界将回归传统性强权政治的格局。他们断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消失将会引起传统关系的复归。这种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因此，美国、俄国、西欧、中国、日本和印度将会在自己的疆域内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稳定的地区争夺支配权。例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就这一观点阐述道： “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间全球竞争的结束。当意识形态的尺度退色后，剩下的并不是和平与和谐，而是曾经风行过的世界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基于几个强国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竞争，以及它们对本国利益的追求。
亨利·基辛格也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冷战中的胜利，已将美国推入一个与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体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争端或战略性威胁的消失，使各国可以将其对外政策的基础逐渐转向对本国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个由五到六个主要大国和形形色色小国组成的世界体系里出现的秩序将会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情形相似，国家在对自己利益的竞争中形成和谐与平衡。
亨利·基辛格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对冷战后世界国际关系的观点，基于深刻的历史性。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与目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并不一致。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独立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各国在政治、环境、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联合国宪章为这个世界中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框架，其远比强权政治的信条更为合适。
持这种观点的远远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卡尔·凯森曾这样讲过：“那种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将武力威慑作为秩序基础的国际体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寻求一种不同的体系（基于集体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种幻想，而是对必要的目标所进行的必要的努力。”
乔治·F·凯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他九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说过，几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没有什么预期的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会威胁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内这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对于冷战后世界的设想，真正成为可能。同时，它也使通过维持保护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成为可能的事情。
维持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国防支出应停留在目前这种过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国一九九三年财政年度的整个军费支出是两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以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尔·克林顿总统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卫计划，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国防支出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冷战中期的尼克松总统时期仅低了三个百分点。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
这样一种防务计划完全不同于我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与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的国内财政方案格格不入。这种防务计划假设，在北约以外地区的冲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鲜半岛——我们将在没有其它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它还假设，我们必须准备同时面对两个地区的冲突。我认为，这种假设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国家若想以适度的方式来面对冷战的结束，它需要确立一种观念——一种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东西方对抗所支配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对抗曾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交和防御计划的基础。我相信，今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直接趋向于五个目标： 一、向所有的国家提供反对外部扩张的保证——国界将不应用武力来进行改变。
二、使各国国内少数民族集团的权力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为改善他们的境遇提供条件，以免其诉诸暴力。
三、建立一个机构解决地区和国家间的冲突，避免由超级大国单方面采取行动。
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
五、将保护全球环境作为我们全体发展的保证。
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须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区性组织。
这就是我关于冷战后世界的观点。
描绘这样一幅图景，当然远比实现它更为容易，尽管目标已十分明确，但如何到达那里却仍不清楚。我既没有什么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没有可直达胜利之点的路线图。我深知，这样一种局面不会在一个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时间里形成，只有在具有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领袖的引导下，它才会一步步缓慢地实现。因此，我呼吁，我们现在就应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战后的世界里，在解决国际国内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时，应尽量减少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并将伤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智的领导，为此，领导权应根据所发生事件在各国间轮流行使。或许，它会经常由美国来担任，但在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美国必须服从集体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对我们来说会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应的是，如果这个体系要维持下去，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必须分担风险和代价——政治风险、经济代价和流血伤亡的代价。这对他们来说也将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