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了菲亚特公司的号码，与他通了话。我先作了自我介绍，随后要求他前来会面，他很快就来了。会见之后，我打电话给新任总统。
以一种充满了期望的语气，约翰·F·肯尼迪问道：“你认为怎么样？”
“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无法担当此任。”
我如实地回答。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鲍勃，”新任总统又说道，“你曾经注意过西弗吉尼亚民主党的初选吗？”
我告诉他，那时我正在底特律，对于竞选的活动所知甚少，但是，我当然还是知道，他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的获胜，正是他最终入主白宫的关键之举。正是在那里，他击败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汉弗莱，并使人们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绝不会赢得总统的席位的。
“完全正确，”他紧接着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获胜吗？”
我只能告诉他，不知道。他接着告诉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听说，人们怀疑罗斯福散布了流言，说，在二次大战期间，汉弗莱逃避了服兵役）
“噢，是这样，”我说道，“不过，他的确不是担任海军部长一职的合适人选。”话筒那头没有传来声音，沉默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最后，新任总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并说道：“看来，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来关照他了。”（后来，他任命了罗斯福为商务部的副部长）类似于此的心灵碰撞后来又出现过，而这正加深了我对约翰·F·肯尼迪的敬意和热爱。
直到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滑雪时，我仍未决定海军部长的人选，但是，初步的人选已经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并给新任总统打去了电话，这时，他又去了佛罗里达。我告诉他，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我选定了小约翰·B·康纳利。
“噢，这很有趣，”他回答说，“我还未想到过这个名字。不过，这里正好有两位人士，他们或许比我更了解小约翰·B·康纳利。你可以先与他们交换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次通话。”
我问他指的是哪两位人士，他回答说：“新任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雷伯恩。”
我显然是过于幼稚了，竟没有意识到约翰·F·肯尼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林登· B·约翰逊、雷伯恩和小约翰·B·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人，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情同父子。事实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上，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为林登·B·约翰逊策划了最初的竞选攻势，试图击败约翰·F·肯尼迪。所以，人们认为，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散布了那些约翰·F·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语。
林登·B·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 “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B·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约翰·F·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F·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结论，那就是，如果说存在着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
记者们几乎撞破了大门，向电话机旁奔去。时至今日，我对那些煽动性的通栏标题仍然记忆犹新，它们被刊登在当天下午的《华盛顿晚星报》上。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也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进行了长篇报道。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参议院中少数党的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辞职，并冷嘲热讽地挖苦说，应该重新进行一次总统的选举。
我去拜见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我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却带来了要你辞职的要求，我已对自己的辞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要介意此事，鲍勃，继续干吧，”约翰·F·肯尼迪说道，脸上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不必介意，此事会过去的。”事情最终总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谅我所犯差错时的宽宏大量，则永远印刻于我的脑际。
到那时，经过了筛选后，我列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准备对他们进行逐个的研究和探讨。在我们的部里，这一选题被戏称为“99架长号”。它涉足于国防部活动的所有范围，包括：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抵抗这些威胁时必备的军力结构，必备的主要武器系统，以及一个对我们核打击力量的估价。
此外，“99架长号”的选题也有助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将要认真地对待有关本部门不断膨胀的问题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战时期已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而国防部也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约四百五十万人正在为这一部门工作——其中三百五十万为现役军人，另外一百万人为文职人员——即使将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组合在一起，其规模也无法与五角大楼相提并论。这里，每年的财政预算为两千八百亿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价），其数额比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任何一个主要盟国的国家财政预算都要多。五角大楼掌管的业务范围极为庞杂，其包括：运输、通讯、后勤供应、维修，以及陆军、海军舰队、空军，当然还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储备。
按照宪法的规定，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即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权安排国防部的所有活动领域。然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这项工作时，总是雄心勃勃，但时隔不久即会发现，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掌管着如此众多的事务，以至于除了忙于处理公务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思考。最后，在那些有关预算、获取方式、战略，甚至有时还包括政策——在还没有搞清要旨的情况下—— 等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和将军们言听计从，因为，军事体系早已成为了一盘大杂烩。
我决心打破国防部已无药可救的神话，它的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组织，然而，如果说它是一股无法驾驭的力量，那则是极为荒谬的。作为一名经理，十五年来，我处理过各种棘手的问题，制服过形形色色的组织——经常是在逆境中进行的——从长远和现实的观点，来考虑组织的行动方针和结局。我与手下的人达成了共识，决心按照总统既定的方针来治理这个部门，以尽可能少的开支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职务一个月以后，我曾对电视记者谈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务的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经理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处于哪一个职位，他都必须从两种主要的行动方针中选择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领导的面貌出现我所信奉的原则是，宁可争当一位积极主动的领导，而绝不做一名消极被动的判官。”
在私下的场合里，我的话语则更为坦率，清楚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意图。我要使众人明白，我决定强化国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将那些各类军事机构和国防事务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