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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场面一片混乱。学生们挤在车的周围，开始摇晃起车来。司机担心我和他受到伤害，给车加上档，开始朝前面的学生开过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会压死人的！”
他挂上倒档向后开，但学生们已围到了车后。我说：“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说：“他们会对你施暴。”
这时已聚集了数百名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任何经历过聚众滋事场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劲推开车门，走出来大声说：“好吧，小伙子们，我回答你们的一两个问题。但必须明确两点：“你们在聚众闹事，有人可能会受伤，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
我问谁是负责人，“大学生民主协会”哈佛大学分会（一个激进的抗议团体）主席迈克尔·安萨拉拿出了麦克风。我建议我们上到车顶，既能看见大家，又能让大家看见。
“在你们提问题之前，”我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时光，也曾做过你们今天做的事。”
学生们报之以嘘声，还互相推来挤去。我认为干脆声明他们的威胁吓不倒我！可能会避免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所以我说：“那时候我比你们坚强，今天我更坚强。那时候我很讲礼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讲礼貌。”
问过几个问题后，危险显然更大了，所以我结束讲话，跳下车来，挤进校园警卫为我打开的昆西学院的一道门，来到一个四通八达、联结哈佛大学许多大楼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这个地下迷宫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兰克，他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第四国会选区的代表。巴尼·弗兰克和我穿过迷宫，摆脱了其他学生，来到哈佛园内。我遵守诺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讲了话，心情多少有些烦躁不安。我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宽敞明亮的书店里浏览书籍半个小时，使自己平静下来。
晚上我与迪克·诺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进晚餐。我们的谈话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个想法：由于战争的进程出乎预料，未来的学者们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了《五角大楼文件汇编》的形成。
返回华盛顿不久，我收到哈佛学院院长约翰·U·芒罗关于那次事件的一份来函。他写道： 对于哈佛学院学生昨天对你采取的粗暴无礼的行动，我希望你接受我们深深的歉意。你来访期间抽时间与大学生们进行座谈，我们非常感谢。对于街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们深感不安。这样的无礼举动和身体冲撞绝对不应该在大学里发生。我们对哈佛大学发生这样的事颇为震惊。
我第二天写信向芒罗院长表示感谢，我说： 你们没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跃，我认为我理解当代大学生对重大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这种兴趣的愿望。有时候，我们的热情往往会压倒理智，不过，这种出格的行为不应该成为压制人们表达反对意见的理由——表达反对意见是拥有自由的人的特权和原则。
来自许多方面的反战情绪继续以我为攻击目标。有时候，这种情绪来自我最关心的那些人。玛格丽特和我仍然与杰基和博比·肯尼迪过往甚密，常与他们通电话，一有时间就去看他们。博比·肯尼迪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见到他时，他似乎是个粗鲁无礼的人，认为搞政治应不择手段。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向前迈进了三十年。
政府内外的一些人对我仍然与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来往颇感惊讶，因为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不信任他们。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博比·肯尼迪关系紧张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绝向共和党提供捐赠一样，林登·B·约翰逊也接受了我与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实，因为他了解我对他的忠诚。当我与他在越南问题上分道扬镳时，情况仍然如此。
杰基当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总统有政治上的威胁，但是她对当时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丝毫不亚于她的这位小叔子。在我对我们的政策逐渐产生怀疑的漫长过程中，有一天杰基（她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泪流满面，朝我发起火来。我对她大发其火感到手足无措，我至今仍记得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时玛格丽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纽约同杰基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坐在她在曼哈顿的寓所书房的一个沙发上讨论智利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我们都非常喜欢她的诗《祈祷》。这首诗祈求上帝宽恕她深爱的一个男人，他自杀了。她写道：“您说他残忍吗？您忘了我永远爱他您知道，爱是痛苦的。”
杰基的确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绪受到了诗的感染还是我说的什么话的影响，我不得而知。她对战争感到绝望和不满。她的情绪波动极大，甚至说不出话来。她突然狂怒起来，捶打着我的胸膛，要求我“设法停止这场屠杀！”
我遭遇其他抗议者的场合更加喧闹，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别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与吉姆和卢·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个美国人）爬完雷尼尔山后正在西雅图机场候机。一个男人突然过来大喊：“杀人犯！”他还动手打我。后来在圣诞节放假期间，当我和玛格丽特在阿斯彭山顶的一个饭店吃午饭时，一位妇女来到桌边，高声尖叫道：“杀人犯！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些事件当然使我很苦恼。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患了一种危险的溃疡，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术。我的儿子克雷格还是个小孩子，后来也患上了溃疡。
有时这种痛苦和压抑也会得到缓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苏联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来美国访问。博比·肯尼迪为他在希科里希尔的家中举行了盛大晚宴，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扩大影响”的典型做法。我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一起谈论诗歌、冷战、越南和其它数以百计的话题达好几个小时，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大约凌晨两点半钟，我问他住哪里，要不要我们送他回去。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司机送他、玛格丽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饭店。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小车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们都说你是个禽兽，但我认为你是个人。”
在此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萨姆·布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萨姆·布朗是我孩子们的一个朋友。他组织和领导过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宫前示威之后，萨姆·布朗来我家吃晚饭。饭后我和他在书房谈了几个小时。当萨姆·布朗起身离开时，他说：“我觉得像您这么喜欢山的人不会是坏人。”
一九六六年秋，国会和公众的担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稳健派站出来要求进行谈判，而保守派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新闻媒介开始大量发表怀疑战争取得进展的报道。尼尔·希恩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不是鸽子，也不再是鹰》。他在文中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为合众社记者初次到越南时，他相信美国的基本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当他作为《时代》周刊记者重游越南时，他认识到，“以前相信非共产党的越南人能够镇压共产党的暴动并建立一个体面和进步的社会，这是很幼稚的”。
由于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冷淡。这时的博比 ·肯尼迪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和越南问题上的鸽派人物。他于一九六七年初从巴黎返回国内，似乎是北越派来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闻周刊》获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周刊上公布于众。林登·B·约翰逊总统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博比·肯尼迪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二月六日总统召见了博比·肯尼迪。总统说： “战争将在今年结束。战争结束后，我将毁了你和你的那些鸽派朋友们。你们将在政治上死亡六个月。”
林登·B·约翰逊总统从未像对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我产生过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们的对立使我的处境颇为尴尬。林登·B·约翰逊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经常讨论越南问题。我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辜负总统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来在政治上反对总统的事情。我从来不向总统隐瞒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饰我对越南的感情。
各种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这些决策者造成了伤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写道，他观察到国防部长“已不再生气勃勃，脸上显出苦恼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迪安·腊斯克和我开始显出了战争造成的疲态。迪安·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灵、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四包百灵牌香烟”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报纸的报道，也由于我认为更换迪安·腊斯克和我对总统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于一九六七年春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选择：更换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以回应‘华盛顿累了和华盛顿过时了’的指责。”
当一个又一个外交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