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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五天中，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紧张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多数顾问都赞成暂停轰炸。我准备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建议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在较长时间内停止轰炸的计划（我希望此举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解决争端）。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萨斯汇报我们的讨论结果。
总统仔细听了我们的汇报，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参谋长们一样，看到了某些危险：敌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公众会把此举误解为软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轰炸时会遇到障碍等。他的话表明他感到沮丧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选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吓倒。”“开始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回到原来的状态。”
总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为期两天的最后讨论。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椭圆形会议桌上，说他愿意采取能够产生好结果的“任何措施”。那两天，我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讲了自己最大的忧虑和希望：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们最终必须找到一条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总统：如此说来，无论我们在战场怎样奋战，都不能确保获得胜利？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的。我们以前太乐观了迪安·腊斯克：我比较乐观，但我无从证实。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说的是，我们也许用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它手段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我告诉你们要把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增至四十万人，但是，这也许会导致战争升级，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建议我们现在探求一下其它办法。
会议结束时林登·B·约翰逊似倾向于尝试一下暂时停止轰炸的计划，但仍未做出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宫和西贡同时宣布从圣诞节前夕开始停火三十个小时，包括暂停空中轰炸。在圣诞节前不久总统返回得克萨斯时，我希望他能下令长期停火，转而努力谋求谈判。当我和家人去克罗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时，事情还同往常一样。
圣诞节早晨，总统决定把“礼节性”的停火延长一两天。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利用个人可随时拜见总统的优越条件，绕开所有同事去和总统做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间，我在查莱特山旅馆里给总统的农场打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单独前来农场同他讨论越南问题。对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命令安排一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第二天来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到大章克申，飞机在那儿等我。傍晚六点半，我到达奥斯汀城外的林登·B·约翰逊农场。
总统和夫人在他们的简易机场迎接我。我们回到农场，与他们的小女儿露西共进晚餐。饭后，总统和我来到起居室。我们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暂时停火的问题。我强调了我的判断：展开谈判对于最终导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这比推迟恢复轰炸在军事上造成更大的损失要好得多。
总统专心听我的陈述，心中在权衡利弊。他最终同意把暂时停火改为无限期停火，然后开展外交活动使河内参加谈判。我们商定由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解释他想做的事。虽然迪安·腊斯克反对延长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为他明白我已经说服了总统。
第二天早饭以后，我们在农场总统的小办公室里打了更多的电话。我打电话给W· 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总统命他就谈判之事向东欧寻求帮助时，他立刻表示同意。我们打电话给乔治·鲍尔，总统命他负责协调外交攻势。总统还命接替艾德莱·史蒂文森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会吴丹和教皇。
中午过后我离开农场回到阿斯彭，心情颇为愉快，因为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不过，我对绕开同事们使自己的建议得到总统的肯定一事颇感内疚。在我任国防部长的七年中，我只这么做过一次。”
对北越的轰炸暂停了一个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间，关于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的争论十分激烈。
政府发起了公开而紧张的外交攻势。除W·埃夫里尔·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还派副总统汉弗莱到菲律宾和印度，派助理国务卿G．·门南·威廉斯和托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人都对外宣告华盛顿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迪安·腊斯克还制定了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停火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呼吁立即恢复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停止轰炸将使美军“在军事上处于严重的和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向我证明暂停轰炸确实对南越的美军不利，我将建议总统按他们说的做。
他们没有答复我。
这个阶段，美国加强了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轰炸。南越的美军战地指挥官们逐步加强了地面作战。一月初，他们向西贡附近的越共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一月中下旬，他们在广义省发动了自朝鲜的仁川登陆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更多的美军抵达南越。
一月十日，我们在白宫又展开了辩论。林登·B·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无任何结果，所以倾向于几天后恢复轰炸。我请求他延长停火时间，以便谋求谈判。我认为等到月底在军事上也无不利之处。厄尔·G·“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参谋长们说：“每拖一天，情况都会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兰特·夏普呼吁恢复并加强轰炸，包括炸断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线。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将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或者会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参谋长们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备忘录中附和此议。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报告，说北越每月可以输送四千五百人，运送的物资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交通线进行了封锁。封锁工作耗费了大量炸弹，以下事实足以说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们投掷的炸弹超过朝鲜战争高峰月投弹量的百分之五十。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格兰特·夏普和参谋长们建议轰炸各个港口和机尝油库及兵工厂等目标，但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认为这样做不会“对南越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严重影响”。中央情报局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 ·赫尔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向总统直言不讳地说：“加强对北越的轰炸阻止不了其对南方的物资运输。”
关于轰炸能否产生效果的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来关于空军的最新一轮争论。在此后的两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为止，争论仍未结束。
总统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总统的尴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总统在心底里必须在一场大战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理查德·拉塞尔在参议院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打赢越南战争，结束我们承担的义务。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抽身而退——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准备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汇报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继续停火至越南的春节（一月底）以后，以便让北越有足够的时间对几个渠道的接触做出反应，也使我们的民众和国际社会相信，我们给北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我想你了解我的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悔。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宽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你了解我的自然倾向。”
显然，林登·B·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是个错误，必须恢复轰炸行动。虽然我仍然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过高地估计了封锁所能产生的效果，但我现在也觉得恢复轰炸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开始轰炸以平息关于暂时停火使敌人的渗透更加严重的批评意见，并避免给河内、北京和我们的人民以错误的信号。迪安·腊斯克和我还担心右翼势力施加压力让我们轰炸靠近中国边境的目标，就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美军所做的那样。我们呼吁严格控制轰炸计划，要严于参谋长们的预期尺度，从而尽量减少中国介入越战的危险。
总统谋求对他即将做出的决定的广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来四位“哲人” （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伦·杜勒斯和约翰·麦克洛伊）。他们赞成对北越恢复轰炸，并增加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正式决定恢复轰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立即扩大战争规模，包括对北越的全面轰炸和把美军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