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你的建议提交到国会，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再来找我。”
我照办了。结果当然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我把情况告诉了总统，并说：“我宁愿为正确的东西而奋斗，而不愿不做任何尝试。”
他盯视着我，恼怒地说：“真要命！鲍勃。这正是你的弱点所在——你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过你，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试图在最高法院安插许多自己人，但他失败了，因为他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他有些夸张，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护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没有大幅扩大——这抵消了他建设“伟大社会”的能力——的话，我会同意地的观点。
与此同时，威廉·P·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动步骤，包括了总统声明的各个方面，从通知国会到公告美国人民等，不一而足。这是个非常好的计划书。作为总统的助手，有强烈自由主义思想的道格拉斯·凯特和约翰·加德纳强调说，林登·B·约翰逊还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公众他面临的问题和打算采取的行动，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道格拉斯· 凯特报告说，“目前的批评意见仅代表一小部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约翰·加德纳相信，如果只在知识分子中搞一项民意测验，其受欢迎的程度肯定与其他任何阶层的人同样高。”
但是，威廉·P·邦迪、道格拉斯·凯特和约翰·加德纳的建议未被采纳。相反，国家已开始执行走向重大战争的政策的事实被隐瞒起来了。
为什么呢？
总统了解他所做的决定的重要性，也了解他宣布这项决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他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困境：或者找借口隐瞒事实真相，或者面临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和他的社会改革计划的丧失。
我们正在陷入危机之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我听人讲到结果和后果的不同：结果是我们预期的，后果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一点非常适用于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们关于越南问题的预测。现实与预期大相径庭。当我们开始执行大量增派美军赴越南的计划时，我们就发现赖以制定这项计划的基本战略有问题。渐渐地，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令人沮丧和烦恼的情绪显露出来了。我一直相信每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到这时，我觉得遇到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人民生命的问题。
我对战争的感觉是逐渐变化的，从忧虑到怀疑，灰心，直至极度的痛苦。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劳累所致，而是由于我对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我们却实现不了我们的目标备感焦虑。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发布公告之后，大多数美国人—— 知识分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八月底、当盖洛普民意测验询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处理？”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个月之前的数字分别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这种主张（反对者约百分之三十）：越南应该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基地”。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越南战争将持续数年”。
在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之际，麻烦事却越来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斯威尔·泰勒——他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后任总统顾问，是从美国驻西贡大使任上返回来的——满怀信心地预言，共产党的进攻将在年末被击败，一九六六年对美国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但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出了代号为“S…Ⅱ…65”的另一项作战计划，对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预言和我们的军事战略的基础提出了严重怀疑。与我们能够实施并赢得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想法相反，这项计划指出，“参与制定计划的人普遍认为，越共如采取避免与美军正面作战的策略将使我们极难发现和确定敌人的方位越共在丛林战和游击战中的经验将会给装备优良和机动性强的美国正规军造成严重麻烦”。至于空中轰炸，该计划指出，“大家普遍认为河内领导层能够承受我们给予的这种惩罚理由是，北越的经济基本上是以乡村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份额极小，即使中断也无足轻重”。
这份计划书的结论使我极为不安，但对五角大楼和政府其它部门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也许是因为八月份来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军在与越共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中大获全胜，这次战斗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发生在海军陆战队朱莱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岛上。这次战斗和伯纳德·福尔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努力不会失败。伯纳德·福尔是著名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和评论家，他强调美国介入越南的重大意义。
在美军涌入越南之时，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分发了一份论述美国在南越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军事战略的机密文件，题为“关于在越南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该文件限定我们的目标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在越南共和国结束战争，并达成有利于南越（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协议”。地面战争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时间表。第一阶段是阻止共产党的进攻——“防止输掉战争”，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第二阶段将对共产党部队予以反攻，实施“赢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计划，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产党屈服，第三阶段将“摧毁剩余的越共军队或使其丧失战斗力，并彻底摧毁其根据地”，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件强调：“从政治和心理方面考虑，冲突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越南内战的色彩。”显然，这个条件达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兰还制定了他在双管齐下的军事战略——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都赞成以这一战略为基础结束战争——的指导下履行自己职责的计划。这一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战争，旨在使河内和越共相信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夺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轰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内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价。我们相信这样双管齐下会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批评家断言美国在越南缺乏军事战略。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但对其结果的预测有很大的纰漏。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战略有这样一个假设：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将使共产党难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难以得到北方的增援，从而无法弥补美军和南越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这个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这种能力：边作战边在南方招募新兵；顶着我们的空袭从北方增援。而且，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我们都相信在南方实行安民计划是一项保险政策，可以确保叛乱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应，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在西贡的会议上阐述了这一战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它。
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军队按我们的预期打常规战争。我们未能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空中轰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员渗透和物资供应，击破削弱北越继续作战的意志和决心。
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威廉·威斯特摩兰打了一场消耗战，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并消灭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如果不作进入北越的决定，这项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进入北越要冒与中国和（或）苏联开战的危险（这是我们决心避免的），也与我们不把地面行动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的意愿不符。威廉·威斯特摩兰推测，摧毁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可使西贡政权在政治上得到稳定，并赢得南越人民的忠诚，从而会迫使敌对势力撤退或者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南越的解决方案。
军事史学家、原陆军少校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指责威廉·威斯特摩兰自欺欺人。他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是更适合陆军的一惯战法、军队结构和信条的一个战略”。他解释道：“陆军不通过入侵北越来打赢决定性的歼灭战，而认为消耗战略最适合其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这是陆军使用其成功诀窍——发挥美国的特长和物质及技术优势，让国家承受大量美军的伤亡——的必然结果。”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继续写道： 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历次战争中成功的战略战术，陆军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力，没有谋求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地镇压暴动。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致力于消耗敌军而不是击败敌军，因而失去了给暴动者以致命性打击的许多机会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产党在战斗中遭受损失，陆军常常脱离反暴动策略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人民。”
威廉·E·德普伊将军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作战指挥部军官和各项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发表了一个略有不同但同样说明问题的观点。他说：“（我们）最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