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当埃德蒙·阿伦比将军在西奈沙漠接任英帝国陆军总司令时，前线已陷于僵局。历届司令官都试图在多石而无水的加沙沙漠上攻破土耳其德国的防线，但所有攻击都归于失败。阿伦比决定尝试一下他确信德国指挥官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贝尔谢巴穿越土耳其德国防守薄弱的腹地侧翼，发动骑兵扫荡，包围敌军。这个地区对骑兵运动堪称畏途，敌对双方都不曾涉足过。迈纳哈根在阿伦比的参谋部当情报军官，韦维尔在一个骑兵旅的参谋部任职，他们的任务是掩护这一行动。他们头一个措施，是扫清德国人在沙漠的问谍组织，并制止土耳其一德国空军在前线的一切空中侦察，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点。然后就是要使德国指挥官克莱斯·冯·克莱斯林施坦因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地区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种佯攻，迈纳茨哈根制订了他的军事策略。这里，全部任务都分为两步：先是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里，使这一计谋仿佛是真的。然后作为第二步，就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提供确凿的证据。迈纳茨哈根决定亲自来安排这些文件、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笔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已地区的行动仅仅是佯动，进攻加沙的日期将比实际制订的进攻日期晚好几个星期。这本笔记与二十镑钞票——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一起放在一个干粮袋里，让人感到这个干粮袋不是故意失落的。为了给这次“安排”增加真实感，迈纳茨哈根让人写了封信，以一个军官妻子的口气说，他们生了个儿子。第二封信的口气是两个英国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志大才疏，并披露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也就是实际上的发动进攻的日期，是在十月，但是这个计划已为一个在十一月中发动进攻的新的计划所取代了。迈纳茨哈根还伪造了一个总部会议日程，以期证实那些谎话，最后，他又往干粮袋里放了一本相当有价值的密码，总之，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
1917 年10 月10 日，迈纳茨哈根带着这个干粮袋，骑马来到英国和德国战线之间的一个无人地带，寻找土耳其巡逻兵。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巡逻兵，当那个巡逻兵冒着枪击过来时，他丢掉了干粮袋，跑回自己阵地一边。他还扔掉了自己的望远镜、水壶和步枪，显得他好象是仓惶而逃的，而且作为锦上添花的一笔，为了显得他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背那个干粮袋才把它扔掉的，他事先就从他的一匹小马的小血管里放了些血，溅到干粮袋上。土耳其人把干粮袋拣了起来，迅速送到德军大本营。
接着，迈纳茨哈根打出了第二张牌。他判断敌人会用在干粮袋中发现的密码，来侦听安装在加沙那个四十五英尺高的库富金字塔塔顶的英国无线电通讯讯号。情况果然如此，迈纳茨哈根开始有系统地向敌人提供假情报。他首先安排从司令部发报，命令十万火急地寻找那个丢失的干粮袋，要求立即对他军法从事。然后用故意送给敌人的密码发了第三个报，命令“沙漠骑兵团队的理·迈纳茨哈根中校到司令部向一个军事法庭报到。该军官将及时回原工作岗位参加1917 年11 月14 日的进攻”。最后，还用密码发了其它一些电报，暗示在11 月14 日这个假的进攻日之前，不可能发动任何进攻，因为阿伦比已去休假，七日以前回不来。又一个锦上添花之笔，就是邀请沙漠骑兵团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参加7 月14 日在开罗举行的赛马会。为了使最后这封电报可信，开罗到处张贴了宣扬这次赛马会的海报，《埃及新闻》发表了赛马程序表，沿途还搭起了帐篷。
与此同时，英国的无线电情报表明，敌人已经中计，正在进行新的部署。
迈纳茨哈很该打出王牌了，他知道土耳其人极缺香烟，就生产了十二万包含鸦片的香烟。阿伦比把他的骑兵从加沙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动到贝尔谢巴，只把一万五千匹用稻草扎的“马”和帐篷留在加沙，并建立无线电通讯，搞得好像骑兵还在加沙。同时，皇家空军向敌人阵地空投香烟。1917 年10 月30日，当贝尔谢巴地区拂晓的炮击开始后，一万五千名骑兵从干旱的河谷飞奔而出，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而土耳其人还在蒙头大睡。他们被麻醉得厉害，已经无力破坏贝尔谢巴的水井了，而帝国骑兵又挥师向加沙方向的海滨冲去。接着，阿伦比在加沙发动进攻，土耳其人土崩瓦解，到11 月15 日，帝国军队已在朱迪亚的山中向耶路撒冷进军了。正如迈纳茨哈很所记述，1917年12 月9 日，阿伦比开进了耶路撒冷，“一劳永逸地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基督教的圣地”。这就是迈纳茨哈根的巧计。但是在经过一代人以后，为以实现“肉馅”计划的目的，还得费相当一番功夫将它花样翻新。首先，它要掩饰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而不是“不可能的”攻势，这个任务要困难得多。其次，在现代战争中，能够用来区分真伪的各种手段已相当完备。送给敌人的任何假情报，都须经得住最尖锐最严格的鉴别。这一次，粘有血迹的干粮袋是不足为凭的，设下的骗局必须令人信服。
海军部负责与各诈骗机构保持联络的情报部门17F 科的海军少校埃文·蒙塔古最早对后一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是威斯敏斯特、哈佛及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首席法官、汉普郡地方法庭的首席法官。他还是他那个圈子中最敏捷的用假蝇钓鱼能手之一。正是蒙塔古和他在空军部的同行兼古董专家、空军少校阿契巴尔德·乔蒙德利经过讨论，为一个老计谋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肉馅”相比毫不逊色。蒙塔古后来向双十委员会建立说：“我们干嘛不找个替身，把他装扮成参谋军官，给他真正的高级文件，以证明我们将在（西西里以外）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呢！”这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人”的思想，经过多次会议，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部队和在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使他们确信盟军企图进攻撒丁岛和希腊，而不是西西里。一具尸首抛出，任其随海漂流，而人们知道谍报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和西班牙人有良好关系的间谍。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很多。人们知道，德国在西班牙的情报网工作浮躁，行动莽撞。例如，在法国军官克拉摩根的尸体上发现文件后，对其真实性只做了草草调查，便急急忙忙地送到柏林。但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人曾经把克拉摩根的文件和克拉摩根的死亡现场都认真调查过。无论这个骗局设置得如何巧妙，他们会不会照样不相信呢？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其它理由识破了这个骗局，德国人还可能从反面去理解证据，悟出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集中现有的全部兵力，挫败对西西里的进攻，或者使英美高级指挥官完全放弃“爱斯基摩人”行动。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像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然而，双十委员会还是决定去冒险，并着手寻找一具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这样，如果解剖尸体，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在海上溺死的人。这样一具尸体很快就从本特利·珀切斯先生（伦敦的一个匹克威克式的验尸官）那里找到了，尽管这在战争时期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尸体停放在英国情报局总部拐角霍斯弗里路的停尸所里，这是一座按维多利亚早期基督教拜占庭时代的风格设计的教学式建筑物，弥漫着来沙尔、防腐液和死人的气味。
接着同死者的双亲进行了接触，尽管没有他们为什么要这具尸体，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为了“特别的医学目的”使用这具尸体。死者的父母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决不泄露尸体的名字。结果这引起了对这个家庭身份的广泛猜测。尽管温盖特后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被遗弃的酒鬼的尸体，在查林大桥的桥洞下发现此人时，他已因患肺炎而濒于死亡，但布鲁克却说，他相信死者是个职业园丁。还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一个议员的浪荡兄弟。
而掌管这具尸体的蒙塔古却只是说，“死者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死前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佳，但我们认为，正如我同一个对此提出问题的高级军官说过的，‘他看上去不一定要像个作战军官，像个参谋就行了’”。
死尸用干冰包住，放进一个圆筒，用车拉到摄政街一个音乐出版商家楼上双十委员会的办公室中。这个委员会给死尸命了名：“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0 ”。但是光有名字还不够，马丁还得有个身份，以及个性。于是，双十委员会用迈纳茨哈根用过的法子——编造私人信件。这两样东西都炮制出来了。马丁有一张自己银行的透支单，又从劳埃德银行搞来一封措辞文雅的催款信，和其它文件放在一起。他刚刚订婚，带着一张向邦德街的国际珠宝菲利普斯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为了证明真的有个未婚妻，蒙塔古手下的一个女秘书还给尸体搞两封“情书”。
另外又伪造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都仔细签署了日期，而且每封信都证实了其它信中提到的细节。对可能在马丁身上发现的东西都同样仔细地检查过，并特别注意了收据单和存根上的日期。尸体要在1943 年4 月19 日启运出海，并应在4 月29 到30 日丢到韦尔瓦附近的海面上。但是由于假设马丁是从飞机上掉下去的，又因为双十委员会想叫德国人认为尸体已在海上漂流了四、五天（这是为了掩盖尸体腐烂的程度），收据单和存根都表明，他是在4 月24 日以后才离开伦敦的。
然而，这些小骗局只是为了使大骗局具有真实感。马丁携带的文件透露，盟军的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但只是用来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