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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请考夫曼小姐和5位女教师到实验学校宿舍吃中式餐，然后，又在我的房间里谈了近两个小时的话。只有在基督徒之间才会如此坦诚。
当我带考夫曼小姐去南山时，天越来越黑，月光却像以前一样明亮。一个半小时后将发生月食。可以听到学校附近的喧闹声，人们在敲打着各种各样的铁锅，放烟花，试图赶走要吞掉月亮的天狗或龙，他们很快就能把天狗赶走。
5月4日，星期四7时30分。送考夫曼小姐去火车站。我们的通行证可以让我们出城，但当我回来时差点进不了城。哨兵打着手势问我是否接种过霍乱疫苗，我告诉他没有，他坚持要求我到旁边的一个大棚子里接种。我微笑着说我稍后就去接种，还好，他放我走了。下次通过城门前，我必须接种霍乱疫苗。
火车站的情况有所改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排在同一行队伍里，对中国人的歧视也少了。今天在车站没有见到伤兵。
城里谣言很多。据说蚌埠和南昌又被夺回去了，但今晚的报纸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欧洲的形势仍然很危险。
5月6日，星期六传来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消息，传得很生动：防空警报的声音、四肢不全的尸体、人们发疯般地四处逃跑。农村到处是土匪，穷人能往哪里逃呢？显然，汕头、宁波和福州也经常遭到轰炸。
最近一直很热，但今天还凉快点。玫瑰花开了。
袁小姐接管了这幢宿舍楼的管理工作，我想她会干得很好，那样，我就可以从宿舍楼里搬出去了。我多想住到伊娃的小平房去，再找一个能干的佣人啊！那样，我就可以不费什么力气接待来客了。现在，如果想坐得舒服一点的话，我最多只能接待4个人，吃饭时一个也接待不了，除非我让其他人出去。
5月7日，星期天中午我是在南山公寓吃的饭。下午2时30分的礼拜快结束时，杨牧师带着地野教授和6个日本人坐在教堂的后面。他们对参观学校的建筑很感兴趣，并没提什么问题。看来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
5月11日，星期四悲剧还在继续着。如果我能更自由地出城的话，我就会发现更多的事例。下面两件事是我最近听说的：一个人力车夫被4个士兵打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个马车夫被一个开卡车的士兵痛打了一顿，当时卡车上运送的是伤兵，这个马车夫仅仅因为没有及时让路就惨遭毒打。
瑟斯顿夫人刚刚康复，但恐怕还要几天才能工作。她病了快两个星期了。
玫瑰花盛开了。这几天太热了，花都枯萎了，但昨天下午的一场暴雨使天气凉快了许多，花又盛开了。橘子树也开了花，虹膜花刚刚凋谢。
5月12日，星期五大学医院终于获得了日本当局的同意，他们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的证明将被承认。我们下星期四将开始注射疫苗。
今天下午，星期五读书俱乐部在南山公寓开会，从北京来访问的埃德蒙·克拉布（EdmundClubb）夫人也出席了，还有皮克林先生、科妮莉亚和莉莲斯。我去晚了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
那位姓刘的妇女又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写关于她丈夫被杀害的报告（我正在写关于她的遭遇的附加报告），我感到很惭愧，还没有把为她写的陈情书寄出去。
晚上，我与哈丽雅特为我的一件珍贵古董吵了一架，她还在用这件古董放花，她的佣人也把它当成只值10美分的普通花瓶。就我个人而言，我为这次争吵而伤心，不知哈丽雅特会怎么想。
5月13日，星期六高二的学生在互助社的活动中表演了如何除锈。她们干得很好，组织得也很好，很有趣。我相信每周一次的表演对她们很有意义。问题是如何把这项活动与展览厅联系起来，或许可以通过为普通百姓办展览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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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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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我能找到水平更高的勤工俭学管理者，他们应该对学生的工作有更高的要求，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擦玻璃、扫地、做木工活。学生们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工作。
下午4时30分～6时30分。我们举行了“家庭宗教”活动，有30人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军舰“吕宋号”的4位军官。喝茶前，我们玩了一会儿球。因为天主教的教父们没来，我也玩了，晚上手指都有些痛。
哈蒂·麦柯迪（HattieMacCurdy）在我们这里呆了两天了，她有去怀远的通行证，但其他人还没拿到。
斯坦利·史密斯从上海来了，他说，现在在上海买车票很容易了，因为，现在有3趟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的火车。
一整天都能听到远处的枪声，不知是怎么回事。
5月14日，星期天今天天气还不错。到处都可以看见盛开的玫瑰花。像往常一样，上午的后半段时间我呆在面对学校主干道的办公室里。不时有日本人来，我觉得还不如呆在家里呢。大约在11时30分，来了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个会说汉语。他说，他们来自东京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坦率地同他们交谈，但又考虑了一下，还是克制住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变得多疑，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间谍，被派来执行特殊的任务。
晚上，我请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诚申一起陪哈蒂·麦柯迪吃饭。饭后，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喝茶、吃水果。哈蒂给我们讲述了怀远陷落的情况，这和南京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还谈到了我们的希望与担忧。中国人不再充满仇恨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这真是太好了。
保罗·阿博特（PaulAbbott）在英文礼拜上进行了布道，主题是《耶稣洗了信徒的脚》。他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克服在追求权利和地位方面的错误。他以下面几种精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友善。2爱。3谦卑。4祈祷。在帮助他人时，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些精神啊！5月15日，星期一早上，我读了很多材料，以便更清晰地思考下学期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停下这里所有的工作，去中国西部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下午，我做的全是中间人的工作，首先是想办法解决住在南山公寓的外国人的佣人问题，除了其他问题外，这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接着，我又帮助调解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师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和，我还没有搞清楚他们吵架的原因。这种问题很难解决。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里一位老难民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的。他是一位守夜人，他的两个儿子太调皮了，负责照管他们的妇女不想再管他们了。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令我很满意，王先生更愿意教他班里的女孩子，而不愿教3个外国学生。他觉得教中国学生是在为中国服务。事实的确如此。
晚上，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在米尔斯家，听斯坦利·史密斯讲述他的西部之行。中国并没有战败，他向我们描述了整个西部中国人的耐心与信心。哦，但愿他们能坚持下去。去西部的愿望有时非常强烈，我觉得我必须去。
5月16日，星期二又是春光明媚的一天，天气晴朗而稍有凉意。大半天时间，尤其是在下午，我们都可以听到重型轰炸机或大炮在南京以南地区进行轰炸的声音，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似乎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新四军的总部就在距芜湖仅75公里（约25英里）的地方，芜湖城外已经没有一个日本士兵了。
刚刚听说，两个星期前，在苏州有7位优秀的基督徒被关进了监狱；一周以前的一个星期天，有2位牧师被抓走了，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四，又有1位牧师被逮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被捕的原因。
今晚，我们一起举行了野餐会，庆祝程夫人64岁生日。参加的有米尔斯、科妮莉亚、安娜、贝茨、莉莲斯、霍顿、海伦、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哈丽雅特、凯瑟琳和我。每次晚会都是以讨论当前发生的事件结束。显然，我们没有西部的那些人乐观。就个人而言，我开始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学校是不会搬回来了。
5月17日，星期三市教育局的一个低级官员（他过去是牧师）向我们询问关于我们的计划的一些问题。他很友好，人们也很信任他。我们向他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是靠捐赠资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工俭学性质的工作，如果我们开设常规学校的话，肯定会去登记。如果新政府发行教科书，而我们又开设常规学校的话，我们肯定会使用的。他告诉我们，教育局局长杨金明（音译）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他建议我们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局长。他还告诉我们，今年秋天女子中学就要开学了。他对我们很和善，还讲了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今天下午，一位承包商来拜访我们，并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他说，他的家有14个房间，其中有10个房间被日本商人占用了。他们把墙推倒重修，以适应他们的习惯。至于租金，他们一分不给。他们甚至还想要他把其余4间房也让出来，但是，他还没答应。他说，有不少日本妇女和儿童正在离开南京，这不是好兆头。日本人的生意似乎并不好做，因为商品进不了农村，农村里的东西也运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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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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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附近20里以内正在进行着战斗，我们已经听了两天的枪声。我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