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星期天早晨在下雨，我没去教堂，而是花了一上午准备要发往上海的信。午饭后，我立刻带上这些信去大使馆，他们说，打算将我两周前寄往上海、而后被谁于上周五错带回来的那些书再送往上海。下午2时～3时，我将那些书重新装进两只干净的箱子，标上“书”的字样，并加上下划线表明它的重要性。
约有250名妇女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王小姐领唱，约翰·马吉布道。我真希望自己生在中国，或者是在过去25年里已学会和掌握了中文，这样我就可以讲中国话了。
米尔斯主持了今天的英语礼拜活动，莫兰德先生和罗森博士都参加了。我没看见贝茨和福斯特，他们终于出发去上海了。他们的妻子看见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一切都很平静，今天没看见一个士兵，很显然，现在形势没那么紧张了。但当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实验学校宿舍，叫她们不要出声时，王小姐和薛小姐被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她们发现只有我的时候，都大笑不已。
现在在街上，也就是在原先的安全区内，妇女们四处走动更自由了。
4月4日，星期一真是个美好的春日，只是又被朝西飞行的重型轰炸机和另一些进行训练的飞机声破坏了。李先生今天去了下关附近，他说，看见了许多满载士兵的坦克和军用卡车。
李汉德夫人和她的4个孩子已经随李博士回来了，在湖州附近的乡下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很高兴返回家，她说进城并不难。他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了。
昨天，美国大使馆转来许多上海寄给我的信件，今晚我借着烛光才读完。
今天上午，在我们全体晨祷后的教师会议上，我们打算结束为期六周的“主的生活”计划。我将告诉你们各项活动的具体细节。复活节后我们将有一周假期，然后开始另一个到5月底结束的计划。大家对这项工作都很热心，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所有的难民所要在5月31日关闭。但愿到那时条件会允许它们关闭。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在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的3个小时内她遭到了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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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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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到今晚5时，我和王先生数了一下名字，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的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惟一支柱被带走了。今天，有些农村妇女来签名了，明天也会有人来，也许后天还会有人来。这种消息传得真快啊！下午5时～6时。我和花匠们一起在伊娃的小平房周围补栽了一些树木。我希望我们还有一个月可以移栽树木，但已经迟了。
丁香今天开花了。傍晚蛙鸣阵阵，像在举行一场欢快的音乐会。城外明孝陵的樱桃花现在一定盛开了。
4月5日，星期二今天又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我们的破铁蒺网栅栏和破竹门里的世界，可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班上的成年人的确从学习中得到许多欢乐！我教的班非常有趣，班里大都是结了婚的女人，年龄约在22～30岁。下课后仍有一些人在此逗留，相互交谈，不愿离去。其中有一个人说，虽然这几个月来充满了悲伤，但是，当她必须离开校园时还是觉得很难过。
下午1时。我和玛丽去罗森博士家吃午餐，其他客人有里奇先生、莫兰德先生、麦卡伦和里格斯先生。里奇先生报告说，芜湖邮局本周开业了，镇江、浦镇、苏州和其他的邮局不久就会效仿。他4月底要离开了，看来他真的很高兴。我想，可能因为他累了。男人们普遍反对让女人们回来。我没有在战争来临之前撤离南京，绝对是个明智的决策。要是我乘坐“帕奈号”离开了南京，现在该怎么办呢？下午2时～4时。我帮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在请愿书上签名，其实并不真的需要我，因为这项工作组织得这么好。到今天结束时，有九百多个签名。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4时30分～7时15分。“国际红十字会”在平仓巷3号聚会。我实在不应该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因为这个组织从未申请加入“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是在面临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成立的，即拯救受伤的士兵、军医和护士的生命；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那项工作，现在正面临着未来的工作。在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们赋予它一项新的符合其性质的工作，即为伤兵提供他们需要的假肢，并给他们一点救济金，他们可以带着这点钱离开，开始新生活。真是令人痛心的战争恶果！每天都有新的难民从农村来到学校，陆淑英的弟弟今天来到校园。
程夫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应付了各种情况。她组织了大约100名最穷的妇女，正在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她还将她的医务室从我们的饭厅移到该楼的两间西北的屋子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务室，她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帮忙。明天我们还要发动妇女除草。
4月6日，星期三又是一个美好春日。紫丁香开花了，还有红的蓓蕾。玉兰也开花了。山楂树正在开花，一丛丛白色的绣线菊和粉红色的李子花可爱至极。飞机继续在我们头顶上空进行特技飞行训练，它们在空中盘旋了好半天。现在，飞往西北的轰炸机似乎少了。
我一个上午，一直到11时30分，都让妇女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清点签名时，共有935人，这些人中只有10个人看见过她们的亲人在模范监狱。我们全体职员标出241个陷入绝望境地的人的名字，这些女人拉扯几个孩子和赡养一个依靠她们的老人，而且完全没有收入。在其他的难民所，签名活动也正在进行之中。
现在已经作出决定，在5月31日关闭所有的难民所，它们最终将不得不关闭。
国际救济委员会认为最好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难民所不再接收新难民了。
今天上午，有一些去年秋天曾跑到乡下的难民来找我们，一名带着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妇女说，她的家被烧了，无家可归。
国际救济委员会正在进行救济工作。有200名男人正被雇用去为红字会埋葬那些还未掩埋的尸体，尤其在农村地区。另有一大批人被雇用去清理南京城西南部，那里现在住着许多人。还有一批人正在清理原安全区。
今天下午，一个三人委员会安排了在复活节前一周举行3次复活节礼拜活动的详细节目表，明天我们要印门票，还要通知在南京城里的真正感兴趣的基督徒。
我们希望将门票发给所有对这9次礼拜活动中任何一次活动深感兴趣并愿意参加的人。
4月7日，星期四今天上午大约10时，中国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地面有防空炮在射击。显而易见，这些飞机正试图轰炸句容机场，在空中飞行了大半天。
大约下午2时。两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来访，一名叫S·横井的军官是第43任南京邮政局长。他们带来了一张放大的照片，是远藤博士拍摄的12月31日难民登记时的女难民，照片上写着：“我随信给你寄上1937年12月31日在南京拍的一张照片。你能告诉我那些可怜的难民出了什么事吗？”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信告诉他真实情况，相信这封信能到他手里。
带他们参观结束后，我尽可能明确地写了封信给城里的基督徒们，告诉他们，我们正计划为复活节前一周及复活节举办9次礼拜活动，并邀请他们来参加。之后，我骑着自行车和圣公会的唐博士一起去珞珈路25号检查。由于杭立武家离那儿很近，我顺便去了一下。杭家由两名非常忠实的仆人——一名男子和他的妻子照看得很好，杭夫人的钢琴和收音机在12月28日被抢走了，而前前后后来的许多士兵，将大大小小箱子里的东西都抢走了。相框被砸烂，相片被抢走了；所有上锁的门都被砸开了；所有的碟子和花瓶，不是被抢，就是被砸烂；大件家具未遭破坏，我看见一块地毯留在房中，这些都是日本兵干的。那位女佣人为那架钢琴和收音机被抢走感到极其伤心，但我觉得，她为保护女主人的财产所作出的努力是远胜于大多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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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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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妇女和姑娘，从她们去年秋天逃去的乡村来到我们这个难民所。国际救济委员会命令难民所不许再接收难民，而我却想收容这些年轻姑娘。
4月8日，星期五有消息传来，徐州附近有一场恶战，日本军被迫退却了。中国人在相互谈论时，自然觉得振奋不已，人人都想知道战争要持续多久。
仍有女人到我们这里来为请愿签名，她们报告说，南京南面的情况对农民来说非常危险，士兵还来抢劫，并且坚持要姑娘。尽管我不知道真实情况，但我想象得出来，很少有年轻姑娘回到她们在乡下的家。
下午3时。我和程夫人去了南山公寓，试图移走大饭厅里的东西。士兵们将东西翻得混乱不堪，两只大衣箱、四五只大手提衣箱、4只网篮、5只五屉柜和一只衣橱基本上空了，里面装的所有他们不想要的东西都被扔在地上。我们无法判断什么东西被抢走了，我们的任务是将剩下的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一直干了3个小时，一个人举起一件裙子说：“这是小孙的，是不是？”另一个人说：“不，我肯定我见过吴博士穿过那条裙子。”等等。不幸的是，大多数东西未做记号。有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每个衣柜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