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
中国人的登记工作明天在8个地点继续进行。人们天真地希望尽快登记，以为有了良民证就可以护身了。我们已听说好几起日本士兵撕毁良民证的事件。
今天下午2时。5架中国飞机飞临南京，投掷了几枚炸弹。我们的老朋友——高射炮没有开火。
贝茨收到了由日本记者带来的莉莲斯·贝茨（Lillath）即瑟尔·贝茨夫人的信。她最后一次收到贝茨的信是11月14日。虽然她写了12封信，发了6次电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准进入南京。
1月3日，星期一登记仍在继续，应该是在8个地方进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人很拥挤。上午8时，日本哨兵来了，8时30分开始训话，先对妇女，然后是男子。今天，自治政府提出的登记方案被日本官员粗暴地否决了，至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这样。
上午，我去了金陵大学，看到登记是在农学系大楼进行的，但与我们相比，人数没有我们这里多。对我们来说，人数太多意味着要将米饭的供应减为一天一次，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认为，男子宁愿在这里登记，因为万一他们被当做士兵，他们的女人能够证明。
只有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才没有零散士兵的骚扰。
今天为5位妇女写了一份请愿书，以帮助她们找到丈夫。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给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附近被两个日本士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从臂膀上被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下关几乎没有房屋了，他记得只剩扬子饭店和教会房屋还立在那里。他说，没有被运走的家具被当做柴火，不是在炉子里，而是在篝火中焚烧。在以后的两天里，他被带到中央大学西面的一所房屋，继续为日本士兵挑赃物。最后，他被迫挑东西到句容，天未亮就动身，天很黑了才到达，一整天都没吃没喝。在18日到那里后，日本人给了他及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路条，并告诉他们可以返回南京了。尽管在黑暗中行走很危险，但他们仍决定冒险。他们一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拦住，但最后总算回到了南京。后来，除了两人外，其他人又被抓去当挑夫。他说，他们路过的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尽管如此，为了解渴，他们不得不喝塘里的水。他在12月28日回到了家，既消瘦，又疲惫。即使现在，他仍然因过于疲劳而走不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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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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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来了两位年轻妇女，要我帮助找回她们的丈夫。有一户在南门开鸭子店的人家，3个兄弟中有2人在12月14日被抓走。
妇女们逐渐学会了排队买米，她们觉得这种方法比拥挤和争斗好得多。我们学校附近的上海路看起来像是中国春节时的夫子庙。现在已可以买到一些食物了。我们杀了袁博士的一只羊，供我们和工人吃。此时还是买不到肉。
1月4日，星期二上帝一定是将风调和得适合于剪了毛的羊羔，因为，这几天天气仍然晴朗温暖。登记继续在校园里进行，似乎男人们大部分都登记完了。应该说，有5000～10000名妇女今天登记了，或者说，至少完成了接受训话、领预备登记条等第一个步骤。8时刚过，登记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仅在中午休息了一会儿。虽然，日军宣布17～30岁的妇女才需要登记，但有许多人年龄小于或超过了这一规定。总的来说，妇女比男人的待遇要好一些。
然而，站岗的日本兵把人像牲口一样驱赶，并在她们脸上涂上令人难堪的标记，以此为乐。
田中先生应该在下午3时去上海，我原本希望他能将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出去，不幸的是，他下午1时就出发了，我的信还在南京。我的电报仍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美国军舰发出去。
南京被占领3个星期了，外国人仍然不许进来，也不许离开。安全区内的街道上有许多人，不少小贩出售食品。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今晚，我从南山公寓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南门附近，另一处靠近东门。但大火比以前少多了。
登记工作一旦完成，日军当局就要催促人们回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遗憾的是，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即使那些有幸家还在的人，其住所也屡遭抢劫。
1月5日，星期三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奸。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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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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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