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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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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20日昨天早上我离开青岛，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到南京。途中我遇见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马匹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
今天的英文报纸刊登了蒋介石7月19日在牯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7月19日应为7月17日，蒋介石在那天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希望这篇讲话能登载在美国报纸上，这样你们就能够读到他的讲话，因为我觉得这篇讲话合情合理。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中国不能退让的四个最低要求，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这似乎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的回应，同时也向他自己的人民解释，什么是他们可能要作出的最后牺牲。他在讲话中说：“尽管我们国家还很弱，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保持我们国家的完整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一最重要的遗产，这是我们必须全力完成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旦战争开始，就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原文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7月21日我在这个炎热夏季返回南京的原因之一是检查今夏正在建造的新教工住宅。一年前，学校决定建造一幢五个单元和一个附属平房的公寓——我希望在我留在中国的剩余岁月中能够住进这个平房。不幸的是，近来建筑的费用已超过了预算的25％，我们不得不把建造平房的资金让给公寓。
在过去的几星期，我们甚至把原先留下用来为新房购买家具的有限的2000元（中国货币）投了进去。就我们现在所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11月，我们有可能搬进空空如也的教工公寓。我对平房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但也许还不至于到要命的程度。
返回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后决定是否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第七次会议。该协会计划于8月2日～7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在北方出麻烦之前，12位现在已是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校友计划和我一道去日本，我们计划住在由一位日本牧师妻子管理的学校。在参加会议以后，我们希望留下来看一看贺川的工作、参观女子中等学校并结交一些日本的基督教徒。
我很希望带队去，因为从国际友谊的角度来看，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中国满洲的官方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因此对我来说带一个团队去是不明智的，但我仍然认为去东京或许是值得的。回到南京了解到北方的情况后，我决定不去了。
7月22日今晚，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行进声和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白天，所有这些声音都没有了，马路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入夜后，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我无法忘却那些行进的脚步声！7月28日今晚我应邀前往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一整天无线电广播都传来消息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上个星期丢失的土地。到处都是这种热烈的气氛，甚至人力车夫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在我内心却有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日本军事机器会迅速和无情地加以回击。
7月29日～31日日本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有消息说，日本不仅重新占领了丢失的城市，而且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从天津和北平赶走了。在北平似乎没有什么被摧毁，但天津却遭到飞机轰炸，造成了破坏。
我们听说南开大学被彻底摧毁了，因为，日本认为它是反日宣传的中心。很自然，中国人民怒火满腔，甚至连最冷静的中国人也说，即使被打败，中国也必须战斗！有人甚至说中国应当自己摧毁沿海的重要城市，退到山区进行游击战，直到日本耗尽其经济资源。
8月2日今晚一个5人委员会开会，讨论保护校园的预防性措施：我们计划将有价值的仪器装箱，并储藏在地下室；购买灭火器；把档案送到上海，等等。据说，昨天官员们已接到通知，要把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城外，目的是减少南京的人口，解除官员们的后顾之忧，但结果却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火车和轮船非常拥挤，车票提前数天预售。数以千计的人将要撤离。
8月6日几天前，南京的居民接到命令，要把房顶涂成黑色或是灰色。现在仅有少数的屋顶为瓦红色了。尽管一些官方建筑物的红柱子被漆成灰色，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独处一隅，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处于十分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大使馆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较为安全。可怜的鼓楼穿上灰衣后看起来很凄惨。
8月9日学院正在讨论秋季开学的问题。今晚我们3位教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学生已来信要求转学，她们希望转到上海或广州去。我们决定通知所有学生，我们预计将按时开学。我们认为，学校如期开学和正常运转对我们更有利。如果在开学前夕局势恶化，不便开学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上刊登一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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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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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我们的校长吴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战地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得由她主持。
8月11日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上午8时，我离开实验学校的房间。总务处长陈先生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非常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或称F·陈。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我们到3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着，我们检查了沙袋的制作，我们准备用沙袋保护我们的仪器。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必须搬出科学楼的化学物品。在我看来，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当然，谣言仍然四起。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原文是valiently，这显然是valiantly（勇敢地）的笔误。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当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时候，虽然觉得它不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读，但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同时让你们知道，我很感激你们给我写的信以及你们打算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将回家度过夏天。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冬天，但打算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当这封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但愿在你们那个半球和我们这个半球一切都已风平浪静了。
你的忠实的朋友。
M·V（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12日8月13日，星期五所有与上海的通讯全被切断了。今天下午，罗纳德·里斯（RonaldRees）从牯岭来到南京，他希望在去上海之前能会见一些朋友。他发现轮船、火车、飞机都不到上海。同时，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谢文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孩子去了长沙；余琼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1届毕业生。和她的3个儿子动身前往重庆；黄丽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母亲及孩子去了上海。据说为逃离南京，一些人坐在火车顶上去芜湖。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总务处长F·陈和我为未来几天准备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我们从中国和德国军事专家那里得到了指导，因此知道应该如何建造防空洞。我们离两门高射炮很近，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几乎同遭到飞机轰炸一样大。
上午11时。安娜·莫菲特（AnnaMoffet）、里斯、约翰·马吉（JohnMagee）和我在安娜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在目前情况下，基督教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战火蔓延到东方？还是采取某种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今天凌晨5时我就起床了，为“国际道德动员”运动（InternationalMoralMobilization）起草了一个计划。至少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尽管没人知道该计划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在施加道德压力的同时，我个人将从11月1日起，开始抵制日货。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安娜、马吉和里斯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里斯将去上海，看看在这一危机中，他在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