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
魏特琳日记1937（三）（7）
…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呆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感恩会，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祈祷。后来我们到门房，在门房隔壁的陈先生家呆了一夜。我上床时肯定是午夜了，恐怕大家都没睡。
12月18日，星期六现在几乎每天都一样，整天都听到各种各样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悲剧发生。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劝说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和已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回家，以便腾出地方给年轻未婚的女子。
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今天，当我们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军抢劫时，其中一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守夜人。
由于昨夜的可怕经历，我带着现在是我私人秘书的大王一起走，我们决定到日本使馆去报告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当我们到了汉口路与上海路交界处时，我停了下来，不知是否应该叫瑟尔·贝茨和我一道去，还是我独自去，或是先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我们很幸运，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中国秘书或是职员，他叫J·C·谭。他给我写了两封信，并用大使馆的车把我们送去。我们立即来到日本使馆，报告了我们的困难、经历以及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要了一封可以带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将进入校园的日本兵赶走。我还要求在学校门口贴上告示。这两个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还说，他将去找两个日本宪兵在夜里站岗。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和稍带忧郁的人。当一切都办妥，我准备给大使馆司机小费时，他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如果对这些毁灭和残忍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呢？由于有米尔斯先生和两名宪兵在大门口守卫，数日来我第一次安静地上床睡觉，并认为一切都将会好起来。
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一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
玛丽和布兰奇·邬都搬到实验学校来了。
12月19日，星期天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惟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
魏特琳日记1937（三）（8）
…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分别来了两批军官，我有机会对他们讲述了星期五晚上的经历和今天发生的事。
今晚，我们校园有4名宪兵站岗，明天还来1名。入夜，城里至少有3处燃起了熊熊大火。
12月20日，星期一晴朗的天气似乎是这些悲哀与痛苦的日子里惟一令人欣慰的事。
8时～9时。我在大门口，试图劝说年长的妇女回家，腾出地方来保护她们的女儿。她们原则上都同意，但还是不愿意回家。她们说，日本兵白天不断地到家里来抢所有的东西。
10时～12时。我在办公室写一封有关日本兵在我们校园所作所为的正式报告，准备交给日本使馆，但没有写成，因为，我不断地被叫到校园的这边或是那边去驱赶一批批日本兵。
在南山公寓里，又有两名日本兵正在抢劫吴博士的五斗橱和手提箱。吃午饭时，玛丽和我到学校的3个地方去赶走日本兵。他们似乎很喜欢在吃午饭时来。我们正在设法要一名宪兵白天在校园里站岗。
下午3时。来了一位高级军官和其他一些日本人。他想视察大楼和难民工作。我真希望他在校园时来几个干坏事的日本兵。当我们看过拥挤着难民的中楼后，西南宿舍的一名工人报告说，那儿有两个日本兵正要带走5名妇女。我们匆匆赶到那里，这两个日本兵看到我们时急忙逃走。一名妇女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我回过去正好挡住一个日本兵，不让他逃走，并故意拖延时间，等那位日本军官的到来。那位日本军官训斥了他，然后就让他走了，没有给他应有的严惩，以避免这类无耻行径再次发生。
4时。大王和我去了我们的大使馆，大使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