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时。我决定到南山公寓，尽可能将值钱的东西藏到阁楼里。一些忠实的工人和我一起去了那儿，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把大多数值钱的东西搬了上去。我们打算在房门口放些东西。
我们将凯瑟林的钢琴留在了起居室，这架钢琴在1927年的抢劫中被损坏过，这次也许又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今晚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有20人——都是外国人，除了4名记者、2名德国人、1名俄国小伙子外，其余都是传教士。贝茨报告说，中国军队指挥部已经失灵，情况令人沮丧。
下级军官拒绝服从卫戍司令的命令，士兵与大炮没有撤出安全区。实际上，今晨我发现他们仍在校园围墙内挖战壕。
当我写日记的时候，城市的东南方和西北方响起了猛烈的炮声和激烈的机关枪声。人们预计敌军将在三天内进城，在日军攻占城市的过程中，将会有可怕的破坏。
明天是星期天，但现在每天都一样。王小姐、薛小姐和罗小组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帮助。程夫人在这种时刻的表现也很了不起。F·陈开始很害怕，今天他说很高兴在这儿，现在他已无所畏惧了。今天的祈祷做得很好，宗教就是为这种时刻创造的。
12月12日，星期天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的交出？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六十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拥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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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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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时，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今晚9时～10时。我和陈先生巡视了校园，洗衣房姓胡的工人和他的邻居都来了。他们担心今晚有撤退的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家有年轻的姑娘。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刚好一年前的今天，蒋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被拘留。
12月13日，星期一（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
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进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
贝茨大约在11时过来。他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得到了5万美元，用以建立伤兵医院，第一所医院将设在外交部。已经组建了一个17人的委员会。
下午4时。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刻赶到那儿，我打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碰巧，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着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米尔斯说，到目前为止，和日本人打交道还算愉快，但是，毕竟接触还很少。
下午7时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存有大米的房子。F·陈和我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
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与你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明天，我将通过美国军舰“帕奈号”，向吴博士和纽约发一个电报。迄今为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几乎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发出低沉疲倦的呻吟——周身的疲惫（今晚安全区内有许多放下武器的士兵，我还没有听说城里是否有其他士兵被捕）。
12月14日，星期二早上7时30分。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静，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
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应对战争尽责的话，所有主张宣战的人们都应该志愿参战。妇女们可以在医院服务，为伤员提供衣物和安慰。在装备和维持一支部队所需的无数工作中，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学或大学男生可以参加军队或是红十字会，或者去社会服务部门服务。当战争结束时，妇女或青年们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照顾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更不用说帮助伤残士兵这一光荣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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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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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真是上帝保佑，天气像10月份一样温和。一些被迫睡在外面山头上可怜的人们，在这种气候下还不算太受罪。
不少人说，昨夜他们被日本兵赶出家门，今晨又发生了抢劫，挂着美国国旗和贴有日本大使馆告示的苗先生家也被日本人闯入。我不知道他家被抢走了什么东西。他们睡在老邵家屋子外面，用柴草当褥子，老邵以及全家已搬走了。有许多年轻妇女被强奸的消息传来，但我没有机会证实。
下午4时。我到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一整天都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他们被告之司令要到明天才来。他们遇到的日本军官，有的彬彬有礼，而有的蛮横粗暴。马吉正在组织一所国际红十字医院，一整天都在外面忙碌着，他也是同样的说法，一些日本人有礼貌，而另一些人却十分可恶。他们对中国士兵残酷无情，对美国人并不太在乎。
4时30分。米尔斯要我与他一起到水西门去看看长老会在那里的房子。我的任务是为他看汽车。除了一些窗户玻璃被打碎外，其他情况还算不错。日军进来过，但未抢劫。我坐在汽车里，米尔斯到屋内向看门的人了解情况。
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