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原来，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飞机”。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
我在出国前已经学习了六年俄语，出国后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预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仅仅“填鸭”般突击了一年俄语，程度远远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苏生们，该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
陈先玉＇U15＇曾经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同学们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同学们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40
上街买东西，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李绍贵＇U17＇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作为一位女生，杜斌＇U18＇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U19＇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语言关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片浓雾。面对时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厚墙，进入时感到无边无际，穿越时不知不觉。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云开雾散走了出来。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坚持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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