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网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
个的心一。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首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的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发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沉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淅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刮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其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淅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妾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辑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发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谭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淅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走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菲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
“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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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八章出巡之刺客事件
川浩然一行人先至江西南昌。在江西布政使的陪同下。气。江西参政、参议等人。然后又召见了九江等地知府，细细切谈，临行前嘱咐道：“江西地处大江之中，上承九曲之荆江，下连富庶之京扬，洪讯之患大于天。尔等当牢记职责，以民安为重，不可一日懈怠。”
刘浩然走吉安入湖南，接见了湖南军政司官，然后一路南下，经衡阳、绑州入广东韶州。在韶州，刘浩然接到消息说南京又起波澜。
刘浩然一番法大于礼的言论传到南京，内阁自然照此执行，准备制定详尽规章草案，提交资政院。谁知道理学弟子们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废除德主刑辅这套说法呢？要知道，理学在这方面是儒学的“加强版”。三纲五常几乎上升到了天理的地步，自然可以凌驾于律法之上，现在刘浩然和内阁准备以法为尊，礼德相辅，这就等于挖了理学的根基。
而且江南学派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东宫，有了皇太子这咋，大靠山，便觉得腰杆硬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许多。他们首先纠集江南学派相关的资政大夫，对内阁发出的质询案。他们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刘浩然，只好指桑骂格，拿内阁来出气，一正“纲常”！
但是内阁也不是吃素的，这套思想理论是刘浩然提出的，而太平派是无条件支持刘浩然，加上引发的因素一那篇调查报告又是李道君，太平学派的俊才所写。当然要力挺到底。而淮西派也接到了李善长等人的密信，知道其中很多“内幕”自然也会力挺内阁。
于是内阁学士会议上，诸派争论不休。不过淮西派和太平派联手，优势非常明显。而大学士孙安、刘基、杨宪虽然与江南派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们也不敢随意出言支持江南派，于是就和江西学派保
在内阁学士会议上，江南派占了劣势，于是他们就转变策略。在东宫众属官的怂恿下，皇太子以监国的身体召开学士会议，隐隐指责了一番众位坚持法大于礼的学士们。
可走到了当晚，宋镰面见太子，问道：“法大于礼，乃天子之言，在忠，太子当循陛下之制。在孝，太子当遵陛下之言。”
皇太子一下子醒悟过来，这法大于礼是父皇刘浩然提出来的，无论从忠还是从孝而言。自己都应当支持，否则就是给自己坚持的“三纲五常”打脸。尽管这席话不符孔圣人之言，但是后人不是总是以自己的言论去解释圣人之微言吗？而皇帝无疑拥有了“最高解释权。”
而刘浩然在正式文书中讲得很清楚，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要求君主和上位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只有君主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左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而在另外一方面，“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君主做出道德表率。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